1942年,我在延安魯藝美術系四期學習,魯藜剛從晉察冀邊區前線回來。當時他是魯藝文學系的教師也是研究員。他從前方回來,給全院師生作報告,講他們在前方工作和生活的情況。他說,他當時在司令部當記者,經常深入后方基層和前線軍隊,采訪了許多生動感人的先進事跡,當時條件很艱苦,前方沒有印刷條件,他們還要親自刻蠟版,將采訪的材料打印出來,然后發到各地區、各部隊,鼓舞軍民的戰斗情緒。魯藜講話時的樂觀、熱情和自信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吸引了我們許多同學都想快點畢業,去抗日前方工作和戰斗。
1946年,我在晉冀魯豫邊區文聯工作,當時蔣介石發動內戰,胡宗南進攻延安,延安情況危急,延安的文藝工作者都到前方來了,延安的曾克、于黑丁和歐陽山等作家,到晉冀魯豫邊區文聯,魯藜是去華南又返回來也留在晉冀魯豫邊區文聯。我們共同工作,印象最深的是:1946年深秋時,是魯迅先生逝世10周年,邊區文聯組織紀念座談會,魯藜負責組織并主持此次會議。他在發言中簡明扼要地介紹了魯迅先生的生平,高度評價了魯迅先生雜文尖銳深刻的戰斗精神,深情述說了魯迅先生對進步青年文學家的愛護和幫助,以及真誠擁護魯迅先生倡導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當時使我感到在全國文藝界名人里,他最崇拜、最尊敬的就是魯迅先生。
魯藜本姓許,但從他用過的筆名看:魯藜、許流浪、流云、魯加、魯家、小犁、老魯、司馬侖、許懷榕和黎末等,用魯字很多,也許這就是魯藜崇拜魯迅先生的寓意。
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我從北京調到天津文聯工作,住在天津文聯機關兼宿舍的新疆路59號魯藜家的樓下。他跟我談了1949年隨軍進天津,在軍管會和陳荒煤、周巍峙等同志負責文藝審查工作,人少事多手忙腳亂,因為每天都有許多劇團、影院、三不管、說書場等單位、部門的人來要求審查演出,演什么戲和電影,出什么書、刊,等等,實在是忙不過來。審查的標準,有時也看法不一,正當大家不知所措時,正好劉少奇同志來津,他說:一個剛剛解放的城市,以安定為主,改造舊文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切封建的迷信的東西不可能都去除……藝人不能演出,吃不上飯,我們還要解決藝人的吃飯問題。要我們多關心藝人、團結藝人。檢查要放寬,我們沒有新的東西來代替,原有的可以不忙詳細檢查,只要政治上不是反黨的、反蘇的都可以放行……他說少奇同志給我們指出了接收工作的原則和政策,也提高了我們的思想認識,工作好做多了。我當時感到魯藜不只是愛寫詩的著名作家,他對黨交給的行政事務管理工作也非常認真。
1955年,魯黎受冤屈下放勞動,從此我們沒有見過面。1985年我退休后,又一次,我們在體北街道上偶然相遇。他住在體北10區,我住13區,正好是隔街相鄰。我見他雖年老清瘦,但精神矍鑠。我們認識幾十年了,從未聽他說過與主席的任何關系,這次見面雖然他蒙冤二十多年,也沒聽他說過一句委屈的話。
他給我一張名片,上面的頭銜只有兩個字“詩人”。他不追名、不謀利,自始至終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相信黨,相信群眾”。坦蕩曠達、無私無畏、無怨無悔、鐵骨錚錚、筆耕不輟,像一棵大樹屹立在大地之上。正如陳毅同志的詩:“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魯藜是我的革命老大哥、學習的榜樣,他如果生活在今天,必然是謳歌新時代的歌唱家,實現“中國夢”的贊美者。我們今天紀念他誕辰100周年,就是寄望更多的文學工作者,繼承老一輩的光榮傳統,為我們的時代創作出更多更好的優秀文藝作品。 題圖攝影:湯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