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維熙寫黑白人生被年輕人擁躉

現場

　　昨晚，年過八旬的從維熙在三聯24小時書店發布了回憶錄《我的黑白人生》�；顒娱_始前，從維熙就被不少三聯書店的年輕讀者們圍住要求簽名，笑稱“我的字兒太丑了”，說到此也不忘調侃一下好友筆跡，“中國作協有三大丑，王蒙是第一丑，鄧友梅是第二丑，我排第三�！闭f完爽朗大笑。從維熙看到自己有如此多的年輕擁躉心情大好，在三聯出版社總編輯李昕再三催促下才停止簽名。

　　“在座的都是青年朋友們，我不知道自己說的這些事兒，對你們是不是太遙遠了，是不是像聽故事一樣？”從維熙話語中帶著一絲沉重和隱憂，向在場眾多青年讀者提問，“我當囚徒7000多天的光景，進入大墻勞教，和犯人同吃同住，如果放在任何一個年輕人身上，你們會怎么想？”從維熙不住自問，我們這一代人不在了，人們還會記得這段歷史嗎？從維熙稱自己81歲還天天坐在電腦前“敲五筆”打字，就是希望能記錄歷史。

　　對于當今的年輕作家的創作，從維熙主動提到韓寒、郭敬明等青年作家的創作，“這樣的東西我寫不來，因為我不懂他們的生活，而生活是創作的來源�！睆木S熙話鋒一轉，直接對“80后”一代作家喊話，也希望他們提高自己的水平，“能拿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覆蓋我們這一代�！睆木S熙在末尾再次告誡“怎么真實怎么寫，生活的原色是什么我就寫成什么�！�

　　現場不少讀者好奇，經歷大起大落，從維熙如何能熬過那二十年。從維熙擺手言，自己勞改的時候記下了一句名言：生活就像一面鏡子，你對它哭它也對你哭，你對它笑它也對你笑�！叭诉@一輩子，沒有一個不經歷溝溝坎坎，你們不會遇到我的時代帶來的這種困難，但還會有別的困難�！睆木S熙依舊底氣十足，“看年輕人得抑郁的不在少數，我要是那樣的話，就活不到現在了，那《走向混沌》誰來寫？”

　　1953年從維熙在《天津日報》發表了一篇小說，被《北京日報》文藝編輯、詩人晏明看中向報社推薦。當時的《北京日報》副社長周游是個十分愛才的人，直接一紙調令，從維熙就來到《北京日報》當記者。但很快，從維熙被打成右派，從此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囚犯生涯，他稱是“從九霄云天折到社會低谷”。

　　從維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崛起的作家，“文革”后發表《大墻下的紅玉蘭》引起轟動，被稱為“大墻文學之父”。從維熙解釋，自己之所以將人生稱做“黑白”，是因之前的“白天鵝”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沉淪社會底層二十年，被叫做“黑天鵝”，而他因為被下放到煤礦挖煤，自嘲管自己叫“煤黑子”。

　　從維熙愛酒，去年曾經再版了自己的長篇小說《酒魂西行》，發布會上提起酒從維熙還是哈哈大笑，叨念起自己當年的煙友、酒友。新書中最后一章也全部是悼念逝去的友人，回憶了與巴金、蕭軍、孫犁、陸文夫、吳祖光等文學名家的交往往事。

　　本報記者 陳夢溪 J226   

　　書摘

　　四本書和一個囚徒

　　記得，我當時唯一的一個藍紙箱子里，在破舊衣服之下的箱底，藏有四本書：一本是方志敏烈士留下的《可愛的中國》 ，一本是高爾基的《母親》 ，第三本書是美國作家杰克·倫敦的小說《荒野的呼喚》 ，第四本書是雨果的《悲慘世界》 。這四本書之所以能與一個囚徒為伍，是我借回家探親的機會，偷偷帶回勞改隊的。

　　當然，在勞改隊中是不能隨便讀這些書的。特別后兩部小說，是永遠也不能見天日的。記得，當時勞改隊各個監號滋生了吸人血的臭蟲，這種藏身于各個夾縫中的吸血蟲，在我那兩本小說上拉滿了臭蟲屎。即使這樣，也不敢拿出來清理一下。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歲月，為了能滿足一下精神饑渴，偶爾拿出前兩本書來翻看一下，也屬于犯規行為。記得有一個星期天，我正躺在大炕上翻看高爾基的《母親》 ，以了卻一點對母親的思念，一位姓翟的駝背隊長，走進來問我讀的是啥書，我已無將書壓在枕下藏起來的可能，只好一個鯉魚打挺從大炕上坐了起來： “報告隊長，我看的是高爾基的書�！�

　　同時，我把手中的《母親》遞給了他。

　　他用眼角的余光，掃了一眼書籍的封面，把書往大炕上一擲說道： “什么高爾基、低爾基的，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什么書也不許看！”

　　我有點不服，對他解釋說： “這是列寧喜歡看的書……”

　　我的話還沒說完，就被攔腰打斷了：“我說過了，只許讀毛主席的著作，你聽見了沒有？”

　　我只好點頭稱是。這位隊長是個半文盲，但他是主管我們的隊長，你還能爭出個孰是孰非來嗎？由于當天是周日，同屋住的囚號都看見這件事，便有一個名叫希中信的“氓爺” ，悄聲對我耳語說：“我上學的時候看過高爾基的《母親》 ，是革命書籍�？墒撬�不讓你看，你就不能看，要看你就得變個魔術�！彼�低聲地為我出謀劃策說： “你把這書包上《毛澤東選集》的封面，來個‘貍貓換太子’不就行了嗎？！”盡管當時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年代，但尋找“毛選”的封面還不困難，但我不敢拆了“毛選” ，將其封面包裝在這幾本書之上，因為那是比讀書更大的犯罪。但他給我提供了一個不錯的思路，我便到宣傳室找來幾張白紙，用墨筆寫上“毛選”的字樣，再用粥黏將其貼在書的邊角之上，不僅包裝了高爾基的《母親》 ，連美國作家杰克·倫敦的《荒野的呼喚》和雨果的《悲慘世界》 ，也被穿上了我自制的時尚的新衣，以求得讀書時遮人耳目，為自己挖一個讀書的防空洞。

　　可是好景不長，到了“文革”中期的 1970 年，我們被發配到山西曲沃勞改磚廠的時候，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我的這些書籍都被抄走了。當時我很害怕，最擔心的是“貍貓換太子”之舉。盡管這幾本書本身都沒問題，但在那個年代將別的書籍貼上“毛選”的封面，可以上綱上線到褻瀆偉大領袖的反動行為的高度，因而我的厄運將無法預料。但是天下的事情，永遠是多元而不是單一的，畢竟天下像秦王大帝那般“焚書坑儒”的只有少數，人間還有大量惜書和愛書的人，因而我的命運發生了峰回路轉。當時有個來勞改磚廠支左的解放軍吳排長，他是廠內執掌大權的二把手。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屋子里，并沒有對我進行審問，而是與我交談了與書有關的問題：

　　“你過去是個青年作家？”

　　我說：“濫竽充數，算是一個吧�！�

　　他說：“你還想不想要你的書？”

　　我心虛氣短地回答：“如果首長發還給我，我……我……”

　　他考慮了好一會兒，竟然對我說出了如下的一番話來： “現在不是讀書的年代，把書都發還給你，是對你的不負責任。這一點你一定明白。 ”

　　我既不敢點頭，也不敢搖頭，只是茫然地聽著。

　　沉吟了一會兒，他說： “這么辦吧，你挑選一本帶走，但是到了新勞改點，不許隨便看它，當然更不許把書進行偽裝。 ”

　　“我們又要轉移到哪兒？”我問。

　　他對我攤牌說：“你們要調到晉東南的一個勞改礦山去挖煤，這是好事。古話中不是有‘人挪窩活，樹挪窩死’的成語嗎？至于我為什么單獨找你談話，你們知識分子都是聰明人，應該是響鼓不用重敲——一點就‘通’了。 ”

　　對我說來，那次談話是我終生難忘的。之所以難忘，因為那是一場人與人的對話。直到我們奔赴勞改礦山的前夕，他才對我直言一切，他過去是個文學愛好者，因而知道抄走的書，都是人類的良師益友。為此，他除了把方志敏烈士的《可愛的中國》退還給我之外，還把我主動向他索要的《悲慘世界》 ，也一并還給了我。當然，還給我書是在夜幕的燈光下進行的，包裝于其外的封面，已然不復存在了。

　　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我沒有忘記那個身著軍裝的吳排長。正逢歲尾年初，整理書齋時想起了有關讀書的往事，故而寫此讀書短章，作為跋涉者的拾荒手記，一向在我漫長勞改生涯中，給我精神火光的人致敬，二重溫我在風雪驛路上，為讀書所承受的重載，以及苦難歲月中留下的醉人書香……

　　(摘自《我的黑白人生·書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