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出生于上世紀70年代的作家被公認為是“生不逢時”的一代。上有風頭長健的“50后”“60后”嚴肅作家的經典化籠罩,下有備受追捧的“80后”偶像作家的市場化擠壓,“70后”作家長期以來是被公眾閱讀忽略的沉默一群。但隨時間而來的,是力量的積攢和熱能的爆發,一個個單獨的作家以創作實績日漸醒目地浮出中國純文學水面,無論其藝術追求還是現實態度,都顯示出不同于其他代際作家的強烈特征。從本期開始,本版將陸續對一系列“70后”代表性作家予以評介,以饗讀者。
2010年,梁鴻在回到故鄉河南穰縣梁莊長住了五個月之后,用縣志、調查和口述實錄方式完成了《中國在梁莊》;2013年,她對走出鄉村到中國各地打工的梁莊人進行追蹤采訪,寫出了《出梁莊記》。兩部“梁莊”,既凝結著“梁莊的女兒”在“歸去來”中對于故鄉和故鄉人生存現狀充滿憂思與鄉愁的書寫,也包含著她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日益嚴重的鄉村問題、城鄉對峙和“人”之精神自由等問題的深入思考。
《中國在梁莊》:
由外而內的觀察與記錄
在《中國在梁莊》中,梁鴻通過梁莊人樸實的敘述,向我們展現了一幅令人痛惜的鄉村畫面。首先是外部力量導致的失衡——1970年代中后期以來建起的磚廠惡化了土地生態,化工廠廢水排到清澈的河流里,散發出讓人窒息嘔吐的刺鼻味兒。隨著經濟狀況的變化,老屋不再住人,到處是殘垣斷壁荒草雜木,倒塌的房屋和院子成了廢墟,代之而起的是平直的公路、新的生活場與聚居群落,它們昭示著財富、權力與階層的分野,與受傷的鄉村共同改寫著鄉土中國的內在肌理與生命根系。在敘述已成廢墟的故鄉時,梁鴻融入了“原鄉少女梁鴻”的抒情視角。她曾經在這里度過了無憂的童年和少年歲月,這片土地寄寓著她的天真情愫與美好回憶。而現在,她只能面對已然破碎污損的家園,默默地再一次承受與故土分離或許是永別的痛苦。土地的黃昏正在逼近。
當土地不能再為農民提供生存的基本條件與情感慰藉時,大多數人選擇了進城打工,這對于鄉村原本完整融洽的家庭和家族結構造成了巨大沖擊。梁鴻通過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展現了夫妻分離、父母孩子分離、老幼留守的鄉村現狀和問題:那個殺害強奸82歲老太的優秀沉默的王家少年,隔代教育的經濟與感情問題,被改成養豬場的梁莊小學,都成為鄉村裸露的巨大“傷疤”。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貧富差距和生態惡化,鄉土中國內在的淳厚、守正、公義、家族倫理都遭到了毀壞。中國鄉村傳統的“熟人”社會歷來是自我封閉的,這使它在得以保存安如磐石的生存格局的同時,也擁有強大的自我修復的內在邏輯和在枯淡生活中循環往復的力量。這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20世紀中國鄉村在無數次土地運動、戰爭和革命之后能夠“自我療傷”和“復原”。但是現在,這些傷口和潰敗處流著淚淌著血,再也難以愈合,這才是梁鴻最為哀痛和不忍目睹的。這種展示本身就構成了結實有力的批判。
《出梁莊記》:
由內而外地“看見”和“說出”
如果說《中國在梁莊》是一種“由外而內”的觀察與記錄的話,那么,《出梁莊記》則“由內而外”地通過講述梁莊人對故鄉的離別和“放棄”表明,這是一種更為深重隱蔽的鄉村危機,在這片土地上安恬生活了千年的人們現在被迫出走,孤懸于“非故鄉”的所在,用僅有的體力掙得活命的時日。比起第一代打工者,第二代、第三代打工者連鄉村的記憶與念想都不會再有,這是梁鴻在訪談過程中深切體會到的無可奈何的代際變遷。這才是真正的“土地的黃昏”:大地的“守夜人”已經撤離。
為了寫作《出梁莊記》,梁鴻走訪了北京、青島、南陽、內蒙古、深圳等地的梁莊人,他們所從事的工作都是又臟又累甚至有生命危險的工作。隨著她對萬國、光亮叔、恒武、梁磊、小柱、金、李秀中、丁建設、云姐、小海、黑女兒等具體的“人”的描述,一個個“黑洞”展現在我們眼前:因南水北調的利益補償而親人不愿認尸、校油泵的奔波與辛苦、富士康重復勞作的“機器人”、翻砂廠電鍍廠的劇毒環境、三輪車夫的“羞恥”與“暴力”、少年們的匆促相親和利益交換、暴死異鄉者被秘密迅疾地千里送回故鄉……梁莊人就在這樣“非現代”、“更農村”的環境里辛苦、勞作、沉沒,他們作為個體的俗世歡樂與精神自由被這種僅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本身所抹殺。當梁鴻和梁莊人一樣置身于這些“黑洞”中時,她一方面為那些被吞噬損毀的鮮活生命感到震驚悲傷和凌割血肉的疼痛,另一方面她要用手撥開時代的“廢墟”,將激烈的情緒轉化為具有現場感的客觀實存,讓這些在光鮮亮麗的現代化表層下的邊料暗角被“說出”,被“看見”。
這是梁莊,也是我們的村莊。
向自我的來處敞開
關于中國鄉村現狀和農民工調查近年來頗引人關注,如陳桂棣和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張彤禾的《打工女孩》、丁燕的《工廠女孩》等。除了鄭小瓊的《女工記》,它們幾乎都是作為“外來者”的客觀調查與敘述。與之不同的是,梁鴻本來就是“梁莊的女兒”,即使客寓他鄉,她依然與生俱來地與梁莊同在。這一次,她帶著記憶與痛惜將自己重新放回梁莊,以帶著體恤暖意與思想光澤的文字寫出了她之所“見”,也無比誠實地寫出了自己在這一過程中生出的嫌惡、厭倦、逃避和冷漠。這種自我省視與呈現尤為可貴,它是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面對鄉村一貫的“俯視”與“啟蒙”姿態的矯正,表明她是梁莊的一分子,她與梁莊人有著榮辱與共的“生命體征”。在這里,梁鴻向著自我的來處和“梁莊”敞開,也向著精神與思想的世界最大限度地敞開。
黃昏漸近,“黑夜”將臨。在無邊無際的昏黑里,心懷柔軟的梁鴻還是為我們撥亮了一線星光:《中國在梁莊》中外表害羞、內心遼闊的巧玉,《出梁莊記》中清貧淡然、對世界有著自己清明智慧理解與闡釋的賢義,拿出十分之一財產到汶川賑災的萬敏,還有在兩部《梁莊》中擔當“引導者”與“回答者”的父親,他們憑借著在艱難世事與變化無常中悟得的樸素理念以及自我劃定的生存邊界,活出了超越“梁莊”、甚至是超越“鄉土中國”的精神景致,這使“梁莊”在滿目瘡痍中還能葆有愛、溫情與尊嚴。這也許是梁鴻痛切呼喚“鄉愁”得以可能的情感支撐,也是她將哀痛和憂傷轉化為“對抗遺忘”的最好證詞。
曹霞,青年文學評論家,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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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鴻,1973年出生于河南穰縣,作家,文學評論家,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教授。著有非虛構作品《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評論著作《外省筆記:20世紀河南文學》和《靈光的消逝:當代文學敘事美學的嬗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