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俄羅斯文學的全景圖(徐樂)

——評《當代俄羅斯小說研究》

《當代俄羅斯小說研究》 侯瑋紅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當代俄羅斯女作家柳德米拉·烏利茨卡婭和她的作品

當代俄羅斯作家弗拉基米爾·馬卡寧和他的作品集

　　1991年蘇聯解體，并不只是單純的政治事件，它也切斷了整個國家意識形態和日常生活的延續。革命的啟蒙話語、集 體主義的烏托邦理想被急急忙忙地拋棄，在西方價值形態的四面楚歌中變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忍卒視。伴隨著社會政治天翻地覆的變化，俄國人試圖重新定位自己的 價值坐標，渴望有新的知識話語來解讀當前矛盾復雜的現實生活——這既是歷史對俄羅斯文學提出的要求，也是后蘇聯文學研究者無法回避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 外國文學研究所侯瑋紅的新著《當代俄羅斯小說研究》，代表了中國學者從本國視角出發對這問題做出的解答。

一

　　《當代俄羅斯小說研究》一書的主題宏大，介紹的作家和學者數量眾多、文本分析詳細、流派整合全面。在縱橫自如的結構布局中，使俄國文壇的浩 瀚書訊撲面而來。如果作者沒有在俄國文學中多年的熏蒸浸漬、披沙揀金，絕對不可能經營出如此浩然的氣象、廣闊的格局和縱深的開采。從整體描畫文學的時代背 景和文化氛圍，到題材和風格的分類爬梳，再到對當代最有代表性的三大流派的歷史淵源、流變規律和復雜現狀做具體的案例剖析，作者娓娓推演出一幅“歷史追溯 與現狀描述相結合、宏觀概括與微觀剖析相映照”的當代俄國文學全景圖。這不僅有助于中國文學界了解俄國同行們的寫作情況，而且也為其他學科的當代研究提供 了一個參照。

　　本書雖是一本學術著作，然而讀來卻難以釋卷，作者對俄羅斯靈魂和當前俄國人心態的準確洞察令人玩味。自俄國民族意識覺醒之日起，個性與集 體、自由與權力、西方與東方、懷疑與信仰就成為縈繞在俄國思想界的永恒話題；在社會文化發生劇變的時期，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尤其激烈。作者上溯到19世紀中 期“斯拉夫派”和“西方派”、20世紀占據主導的“正統派”和“自由派”的爭論，透徹地剖析俄國知識分子的內在困境：當整個國家都在分崩離析彷徨無措之 時，他們卻喪失了堅定的文化責任感，以虛無主義的態度對待當代世界，把荒誕當做人類發展的必然結果。在這種普遍的犬儒主義文化心態下，一切都是深淵，存在 只是虛幻，因為缺乏與本質意義的聯系，歷史本身遭到“消解”的危機。

　　可是，作者的研究表明，歷史并非能夠被“消解”，而是超出了原有的知識體系和闡釋語境，歷經劫難重獲新生的俄羅斯文學，堅持從人民生活中汲 取養料，始終能夠觸摸到歷史發展的脈動。作為歷史上俄國人民智慧與良心的布道場，俄羅斯文學肩負時代的憂慮和苦悶，從來都不是純粹的藝術和個人的喜好，而 是力圖以冷峻的反思、詩意的話語、豐盈的想象、自由的創造表達人民對自己命運的判斷，定義時代的精神內核，從而在自由的創造性基礎上領風氣之先，為變幻莫 測的歷史確定情節，概括出如“誰之罪”、“怎么辦”、“父與子”、“新人”等經典的時代主題。

　　與社會政治生活的變化相對應，作者認為這一時期的俄羅斯文學呈現出去中心化、大眾化、市場化等多重趨勢平行發展，鄉村、戰爭、家庭、城市以 及知識分子、國家政治等各種題材爭奇斗艷，現實主義、后現代主義、后現實主義三大主要流派推陳出新的整體樣貌。作者將前人的理論成果融會于自己所考察的對 象，故用來解釋的概念堅實可信，用于引證的批評流派的問學理路則豁然貫通。例如對“新現實主義”這一術語的考證：作者首先簡要摘錄俄國著名文論家對這個概 念的闡述，隨后話鋒一轉，點出真正“大張旗鼓宣揚新現實主義的并不是他們，而是俄羅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的文學理論和批評家謝爾蓋·卡茲納耶夫及 其麾下的一批年輕作家”，該派領袖卡茲納耶夫甚至野心勃勃地試圖壟斷這一術語的專屬權。像這樣條理清晰且妙趣橫生的文學點評在全書中比比皆是。

二

　　本書的主題雖然限定在俄羅斯的當代文學，但其研究觸角遠遠超出這一范圍，作者以縱深視野貫穿兩個多世紀的俄羅斯文學發展變遷，在濃厚的歷史 意識中總結當下文學新的特質。全書安排整整三個章節來總論當代俄羅斯文化、文學、流派的發展演變史，而在分類講述各派文學作品和批評理論的每一章中，都辟 出專門一節來勾勒其概念之內涵和外延的歷史傳承。作者對后現實主義的考察著墨最多，筆力也最為出彩，從源頭上指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發現了傳統現實主義 的危機：現實主義文學在如實描寫生活現象的同時，堅信人類的歷史發展具有客觀的規律，反映出存在的崇高價值和神圣意義之后的俄羅斯文學家——從托爾斯泰到 契訶夫，從高爾基到布寧，以及后來的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扎米亞京都在藝術實踐和理論探索上突破現實主義的傳統框架，呼喚更新現實主義的美學體系； 直到20世紀俄國文論大家巴赫金才為這一新的美學體系奠定基礎，“提供了一種把世界看作沒有高與低、永恒與瞬間、存在與非存在界限的永遠變化的眼光”。

　　作者在回顧的同時也向前展望，依據俄國文學200多年的精神發展邏輯預測未來的總體趨勢，彰顯出中國學者自身的價值立場和本書對中國文學的 現實意義。對于那種既否定本民族價值觀又逃避社會意義的虛無主義傾向，作者認為它并不符合俄羅斯的文學傳統。只有那種堅持“強烈的愛國主義、深刻的人道主 義、充滿自省和懺悔意識及追求自由的民族精神”，保持著“對現實充滿憂患，對貧窮、混亂的祖國痛惜乃至哀怨的律動的知識分子的心”的文學，才能夠“穿透歷 史的紛亂擾攘與現實的沉沉暮色，在撫慰人民心靈的同時不忘以理想之光為他們照亮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