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最能體現“人學”特質(朱德發)

　　“認識你自己”是個古老的哲學命題。但是至今誰也不敢拍著胸膛說“我真正地認識了自己，并且理性地掌握了自己的命運”�！白约骸笔莻�神秘的未知數，歷代不少哲人想破解自己的人性密碼或他人的生命密碼，鑄就了見仁見智的“人學”作品，然而“認識你自己”仍是個常說常新的命題�！拔也幌胱鲎约骸闭�是作家修白“認識你自己”的哲思答案，而且是個既清醒又無奈的答案。

　　人不僅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也是包括自然關系在內的宇宙間所有關系的總和，而在總和里塑鑄的人性是多么復雜、深邃、奧秘。僅說人的理性思維是難以闡釋清楚的，即使運用非理性哲思也感悟不透，體驗不深。

　　高爾基為何做出“文學是人學”的判斷？正是他深刻地認識到或切實地感受到文學以其自身功能在完成“認識你自己”這個哲學命題可以發揮的獨特優勢。小說《證人》的可取之處在于作者修白能夠自覺地“認識你自己”，并從日常生活的人際關系中來體驗人性的善惡、心靈的分裂、人生的苦難、人間的荒謬以及生命的安危。她把這些獨特而深切的體驗與認知同自己創構的小說世界緊密相連，這不僅使得修白筆下的人物刻畫增強了人性的深邃感，也使得她的小說藝術富有不少哲理性的詩意。

　　若說文學是人學，那小說最能體現“人學”的特質。這是因為小說藝術的最高審美追求就是塑造活生生的人物，人物刻畫的成功與否不在于外貌形態上的惟妙惟肖，而是靈魂挖掘得深不深，人性剖析得透不透。從《證人》來看，修白是位敏于思索的作家，我雖然無暇閱讀她的所有文學作品，僅從她近期的數篇作品中，可以判斷她擅長刻畫人物。特別是普通平民百姓甚至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幾乎都在她筆下活靈活現。對性格的復雜性與多面性，人性的善惡性等充滿了懷疑與追問，做出了一次次淋漓盡致的人性的個體剖解，從小我的個性中引伸出社會共性，從人的性格內涵窺探出文本的思想意蘊與社會意義，是其小說反映或再現社會人生的深度與廣度所在。

　　這并非說修白在小說中刻畫的所有人物都那么成功，都那么有特色和深度，只是說她在小說世界里對于人物心靈或人性的刻畫極為重視、極其顯豁，是肯下苦功夫與深功夫的。如此堅持下去，相信她將成為人物刻畫的圣手、心靈剖析的高手。

　　《證人》這篇小說的優長，在我看來，是以人的剖析見長，以靈魂拷問取勝。小說圍繞母親陳桂芝一家的父母子女之間的沖突展開。這本來是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家庭，幾乎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或者是公務員，或者是中學教師，應該和睦相處，幸福度日；然而恰恰相反，不僅父母子女之間缺乏濃濃親情，離心離德，相互提防，而且，多數人的下場都不能善終，沒有圓滿的結局。

　　這個家庭矛盾的焦點集中在母親陳桂芝身上。說句苛刻的話，她是這個家庭的“罪魁禍首”�！澳赣H”的角色一向是被用來謳歌的。修白在這篇小說里完全顛覆了“母親”這個角色應有的屬性�！澳赣H”孕育了自己的孩子，她從來就沒有愛過他們，甚至站在“惡母”的立場看待自己的孩子。她所有的價值判斷都是以世俗社會商品屬性來區分的。在整篇小說人物關系的設置中，我們看到下崗的小女兒碧葦因其母親的私心未能參加高考只能當名車工，在下崗大潮的洪流中失業。她是這個家庭中最沒有地位，也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但是，在所有的危難面前，只有這個質樸的小人物挺身而出。她始終在為自己的親人奉獻自己，她靠自己的勤勞和對老年的父親的悲憫，以一個下崗女工不屈服命運的堅韌姿態有尊嚴地活著。而“母親”陳桂芝對她的詆毀與誣陷、公務員弟媳婦對她的欺辱、大姐碧葭對她的扶助，都在拷問是什么在維系這個社會的人際關系？人的良知、道德底線何在？

　　人，為什么來到世界？他們來了，組成一個個家庭，不是以溫暖關愛的心態凝結生活在一起，而是勾心斗角，彼此算計�！澳赣H”陳桂芝的算計人生幾乎是這個大家庭的生活底色，她是一個典型的“母性”異化者。大女兒碧葭是師范大學畢業的優秀中學教師，是校長的有力競爭者。只因其母偷走茶葉底下的兩萬元錢，造成一場被誤解的官司，因此而失去了當校長的機會。由這場官司牽引出我們追尋的真相以及真理的真相這個命題。兒子大寶夫妻因其母“重男輕女”以及縱容驅利而受賄導致深陷囹圄。老頭子因其年老體衰而遭到陳桂芝毫不留情的拋棄。這一切不幸都與陳桂芝的極端利己主義有關。

　　《證人》以解剖刀式的筆觸從多側面嚴峻而深刻地拷問“母親”這個角色的靈魂所在。她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母親”，她的母性完全被利己主義異化，把親生的兒女當成“自己養的只是幾只羊羔，羊羔養大是為了在羊羔身上謀取利益”。即使是她偏心的兒子大寶也被她責罵成“娶了媳婦忘了娘”的負心漢。她妄圖把子女的生命財產都作為自己的私有物而據為己有，以物的支配權來操控子女們的生存權利，滿足其享盡人間富貴、虛榮奢華的貪欲之心。對與自己生活一輩子的“老頭”也要算總賬，在“老頭”的生命步入膏肓的尾聲，不僅不給“老頭子”做飯吃，還把他“變成會說話的啞巴”。她擅長混淆和蒙蔽事物的真相，懂得怎樣施以小計騙取和離間人心，以此“建立自己的裙帶帝國”。

　　總之，陳桂芝作為人妻人母乃至公務員，其整個靈魂完全是利己主義私欲的膨脹體。在傳統家庭關系的道德倫理中，她已經完全喪失了愛的基準點，一切皆從人的利害關系出發，把家庭關系中的親情異化成商品交換的屬性甚至是暗藏了邪惡的欺詐。陳桂芝這個害人者的悲劇角色，究其深處也是不自覺的受害者，她在“母親”這個角色的扮演中始終沒有找到自己的準確定位，肆無忌憚的貪欲蒙住了她為人母的理性視力。任何一個社會，母性的異化比他者的異化更為可悲，母親的異化代表了一個家庭的異化，乃至一個社會的異化。修白在《證人》這篇小說中對“母親”陳桂芝的靈魂的拷問是深刻的，人性惡的揭露是有力的，以至于在創作談中吶喊出“我不想做自己”這樣的人性角色定位的呼喚。她在呼喚那個我們熟悉的母親、溫情脈脈的母親、慈悲為懷的母親，也是在呼喚親情真愛的回歸。

　　與對陳桂芝的人性剖析入木三分相比，小說著力刻畫的主要人物碧葭就顯得性格單純。雖然她樸實純潔，直爽熱情，富有同情心和進取心；但是，在所謂的“貪污”對簿公堂以及“一見鐘情”的問題上，則表現出思想的簡單輕率。如果對碧葭的刻畫在情節設計上再完滿一些，細節描寫上再豐盈一些，那她的形象內涵就會更充實，人性的刻畫就會更深切。

　　從小說《證人》可以體會到，寫小說就是寫人物，寫活人物，寫出人物的心靈史，寫出人的性格史，寫出人的生存史或生命史，這正是作為人學的小說創作的質的規定和審美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