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書寫的精神擔當——讀田禾詩集《鄉野》 (劉波)

　　田禾“喊故鄉”的詩人形象已深入人心，他淳樸、仗義，讓人倍感親切。有人認為他的作品是新田園詩或新鄉土詩，但在我看來，其詩雖然寫的是鄉土，但不是那種浪漫主義的溫情，也非自然主義的白描，而是帶著疼痛感、歷史感和苦難感，這里面有質疑、批判和揭露，可最終通向的是一種愛。只有具備愛的立場，方可真正投入為人生的寫作，這種寫作有溫度、有深度，也有力度。

　　自從21歲離開鄉村，田禾已經做了多年“城里人”，但他是否真正融入了城市的生活？似乎也未盡然。田禾雖然生活在都市，但一寫詩，他就回到了故鄉�！拔颐刻煲槐犙垡婚]眼一樣能觸摸到鄉村的呼吸、鄉村的疼痛、鄉村的苦難和鄉村的溫暖�！碧锖淘敢馐刈∧瞧�現實中的鄉土，因為他的精神之根扎得異常深，當他以此來抵抗都市的喧囂時，其內心能獲得某種寧靜，這正是源于故鄉的召喚。

　　田禾并未想要自己的故鄉與眾不同，但每一處風景、每一位鄉親，都足以成為一個時代中國農村的縮影。詩人在這樣的意義上書寫故鄉，實則在為即將遠去的那段歷史作注。雖然離開故鄉很久了，但詩人仍然以擁抱的姿態不斷地靠近故鄉，于記憶中再度體驗鄉村之難，感悟鄉村之痛。他看到的不僅是鄉村的美，更重要的是，他從鄉村現實里看到了貧窮、悲苦和危機。他說他的詩歌“都是沿著一條深深的鄉土之根而生長出來的”，畢竟這鄉土不再是浪漫主義時代的田園風情，而是帶著一種錐心刺骨的痛感。所以，我們讀田禾的詩，絕少有海子寫鄉土那般“在遠方”和“在高處”的空靈之感，他始終是向下的、沉重的，即使是升華，也是血淚經驗的轉換。他無法脫離當下的時代現實，去書寫“在別處”的故鄉，尤其是當一種責任意識加于詩人身上時，他的故鄉書寫就會成為一種自覺，將敏銳的觸角伸向鄉村的病癥和暗疾。

　　田禾何以執著于挖掘鄉村的苦難現實？因為他親歷過苦難，這種歷史深處的痛感讓他拒絕遺忘。遺忘意味著背叛，當那些災難深重的事實如畫卷般掠過，與其視而不見，不如詳錄其實。

　　田禾一直在為熟悉的鄉村作傳，為每一個“草民”留下他苦難的人生簡介，為每一個人的活著尋找尊嚴。他的努力，其實就是尊嚴的一部分。他寫“草民”，“草一樣的人民/比一棵草更卑微更弱小的人民”，“草一樣無聲無息的貧苦/的農民”。如果沒有詩人來進行這樣的鄉村寫真，苦難就可能只是一種概念、一個符號。當我們在《駱駝坳的表姐》《四阿婆死了》《一個農民工從腳手架上掉下來了》等詩中讀到一個個疊加的苦難命運時，那種對生命尊嚴的理性訴求，才是為沉默者賦予的個人修辭。

　　直面苦難，是我們的傳統，沒有人可以去隨意踐踏苦難，它構成了歷史，也形成了當下�！坝袝r缸里沒有一粒米，/有時苦難從她的眼睛里流出來�！�(《我的乳娘》)貧窮帶來的苦難，很多時候我們難以言說清楚，它可能是個人造成的，抑或是社會和時代的原因，但苦難本身不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詩人的書寫何以令人心酸？他的氣質注定了要以苦難環繞那些人生悲劇。他寫父親：“父親卑微得如同一棵白菜/有時累得像霜打的茄子”(《菜地》)；他寫貧窮和人世的距離：“貧窮很大，他很小/王大貴的板車/爬上坡之后，遠遠看去/王大貴多像一只小螞蟻”(《板車上坡》)；他寫衰老與命運：“奶奶身體單薄，除剩下命運，就剩下風了/只有拐杖，才能扶起她的身子骨�！�(《拐杖》)那些親人和鄉民，皆在貧窮的生活里成了苦難的化身。田禾寫了太多過于潦草、過于被輕視的人生，一生為生存所奴役，還何談生活本身？這種反思正是詩人悲劇書寫的力量所在。

　　田禾的力量書寫與他在生活中“向下看”的眼光息息相關。在日常生活面前，詩人的主動出擊，會讓那些弱勢者或卑微或低賤的人生成為一種見證，成為某種警示的參照。在生活面前，他是一個觀察者，也是一個傾聽者，其公民責任和憂患意識，讓他不得不去關注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生存困境，或許這才是為人生的寫作最根本的目的。

　　在長久地立于故鄉的書寫后，有時，田禾也將思緒拉回到他所處的城市生活現場，但他沒有去寫城市的喧嘩和燈紅酒綠，而是同樣將視角對準了另一群底層人和弱勢者，這源于詩人固有的性情和正義立場�！傲璩康睦滹L吹著她單薄的身體/吹刮著她的臉。在昏暗的燈光下/街道上的灰塵/她掃走了一部分，吃掉了一部分。//她是一名下崗女工。本很貧窮/但看去富有得/像擁有一條街，因為這么長一條街/就她一個人打掃/天一亮，整條街就是別人的了�！�(《掃街的下崗女工》)那些城市底層被忽略了的卑微風景，卻被詩人盡收眼底。他不是帶著恨在抱怨、控訴，而是帶著一種愛在審視、反省，他要讓我們記�。涸谝恍┤斯怩r的生活背后，還有那些雖顯黯淡但仍有尊嚴的人生，他們并不體面，但通過自食其力，同樣可以承擔起一個人全部的責任。

　　田禾為人生的書寫，體現在一種對現實感和歷史感的追求里，他的新詩集《鄉野》中的作品就呈現出不同于一般鄉土詩的文學價值。他的寫作所對準的真實場景，正是我們應該警惕的某種現實危機。田禾的寫作信念，可能就是基于這樣一種對現實更為內在的抵抗，其詩歌也正因此而更見獨立性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