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酒忘年懷羅孚(邵燕祥)

　　我長期住在北京，羅孚長期活動在南方；1949年后大陸很難看到境外報刊，我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成為異類以后，更不敢問津了，跟大家一樣于香港也是很隔膜的，故不知羅孚其人。那時候，一般人看境外的報刊，就如聽境外的廣播叫“收聽敵臺”一樣，是可以定罪，至少要批斗的。

　　1982年，羅孚被縶事件，以一條簡訊的形式刊登在內地報上的新聞版，似乎用的是羅承勛的原名，也沒有引起我格外注意。當時我已到《詩刊》社工作，每期有兩頁版面發表舊體詩。因電臺老同志顧文華的關系，同在港的老報人、詩人、雜文家、小說家高旅有了信稿往還。后來高旅推薦他的老友聶紺弩的詩來，忘記為什么，他又給我留下“史復”的通訊處。于是我跟從未謀面的史復先生也有了書信聯系。這都是1984年底以前的事。因為在那年底，我就向中國作協“請長假”，不再參與詩刊編務了。

　　不過我知道了，有一個以老詩人、老革命又是“老反革命”聶紺弩為中心，加上香港高旅、北京史復的鐵三角。忘了什么時候我發現這位史復又名“史林安”。直到學林出版社出版了羅孚編注的聶紺弩詩，我終于得知，史復、史林安都是羅孚的化名�！�—羅孚其人這才開始在我的視野浮現了。

　　離開《詩刊》后，兀自寫我的雜文隨筆。我不善交游，又要避嫌(當時有人懷疑我拉攏中青年詩人，妄圖顛覆新詩大佬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云云)，因此躲進小樓，深居簡出，實行“惹不起咱躲得起”的犬儒哲學。直到有一次偶遇楊憲益，他知道我跟其妹南京楊苡很熟，讓我有空到百萬莊他家去玩，這樣我遂走進了一個既遠離多事的新詩界，而又盡是北京文化人的圈子。

　　“百萬莊中酒正醺”，可能就是在楊宅跟羅孚見的第一面。這是緣份，聊天緣？翰墨緣？詩酒緣？

　　在憲益家，茶總是沏好一大壺，但那茶是聊備一格卻不能喝的，尤其不能代酒。一進門，主人就問你喝什么，白酒還是威士忌？他是以酒當茶待客的。話題常也不免從問他又寫了什么打油詩開始，即所謂“莫談國是談詩事，酒酣不覺漏遲遲”。檢閱我的詩稿，與羅孚有關的打油詩，數量竟僅次于我與誼兼師友的吳小如的唱和。

　　這也許由于羅孚一再表示過對我之“打油”的興趣。年近古稀的老報人不但博聞多識，且對諸多事物都表現出好奇和探究的愿望。他向我索取打油詩的手稿，后來寫了挺長的文章來揄揚，這就是他署名程雪野的《燕山詩話》之一節。

　　人的相聚是有氣場的。楊憲益跟我們這個圈的交往，當然首先基于他的人格魅力，多少也與他打油詩的感召有關。我記得有一年隨霍松林、畢朔望諸老赴常德詩社筆會，那一陣子，因為大家天天談詩，寫詩，我也被感染得一天不落，是平生得詩最多的時段。憲益這個圈子也是出詩的地方，或更準確地說，出打油詩的地方。

　　百萬莊外文局宿舍的這戶楊家，1990年后，年輕人來得少了，小說家們少了，多的是六七十歲以至七八十歲以上人，一個個談鋒甚健，天花亂墜，我在其中還是“小”字輩，常常感到恍如走進了《世說新語》 的言語吐屬一門，雋言妙語，不勝摭拾。羅孚身在其中，一襲洋裝的紳士派，開口卻成了一身書卷氣的真名士，是書生本色，又經過幾十年的風雨，應該承認在讀書人的眼中，他也像其他老人一樣，是能吸引人聽他款談、愿與相交的。在我們這些大陸人的感覺中，他雖曾為大報老總，并沒有一點官氣，有的是使讀書人親近的書生氣。我想他在香港的文化界，左中右各方面都有朋友者或亦以此吧。

　　羅孚從謫居北京十一年回到港島后，寫過《北京十年》，歷數他接觸過的此間主要是文化界的朋友———當然不限于我所親歷的這個小小的圈子。他的采訪面和交游面比我廣得多，所遇自也不少是《世說新語》中人，擴而大之，他有時也猶如走進了 《儒林外史》吧。他的書生氣使他適于在這樣的天地里遨游，一旦步入《官場現形記》或《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怕就缺乏手段，縱有招架之功，卻無還手之力了。他在地下工作中的老領導廖承志，那時友好地稱他為“羅秀才”，但諺云“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殆為一定形勢下的宿命乎��？

　　話說遠了，扯回來。我知道羅孚也寫舊體詩，但不輕易示人。我希望他的家人能在他的存稿中找到他的詩，不但有舊體，應該還有早年的新詩。

　　我讀羅孚文章，每到酣暢處，就想，他寫得這么多，這么快，面這么寬，觀察這么細致，應該得益于記者出身。但有些做記者時間長了，提筆就來的是“通用”文字，沒有感情色彩，更沒有個人色彩，那就無足觀矣。羅孚有舊學根柢，筆下常有意在言外處，讀來有嚼頭，回味有余甘。他既是報人，又是閱歷豐富且好學深思的作家。他本是讀書種子，少年投身報業，長期在“大公”、“文匯”這樣的文章淵藪熏出來，抗戰勝利后不久轉移到香港，雖加入中共，但并沒在解放區或大陸的新聞機關干過，他辦報面對的讀者主要不是黨的干部，報紙的任務不是代表上級黨委向下屬的干部群眾指導工作和生產活動。因此天然地少“公家”氣，報紙出來要走市場，一副官樣文章賣給誰看？我在大陸見習過幾年新聞工作，看了羅孚的文字，就悚然驚覺，我至今也還沒完全擺脫“新華體”的影響。新華體者，并不專指當年新華社的電訊，而是泛指板起面孔“口吐鉛字”，殘存著1942年延安整風就“反對黨八股”一直沒反干凈的流風余緒。但近來偶看境外例如香港的媒體上，有時也出現類似的品種了，是我沒想到的，恐怕也是羅孚沒想到的，不過，他也用不著想這些了。

　　我倒是希望我們大陸上寫雜文隨筆的朋友們，也能像一般讀者那樣，撥冗一讀羅孚的文章。這要感謝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了羅孚的七卷文集。文集經著者授權，而且據編者說明，有些文章經作者改訂，有些則由出版方“受作者委托作了修訂”包括“刪節了部分內容”。不知香港讀者怎樣理解，反正我輩大陸讀者都知道這是怎么一回事。不管怎么說，還是要感謝出版社，他們畢竟把七卷大作捧到讀者面前。不過，我近來因為好像也到了“近黃昏”時，常不免想，一個作者晚年寫東西或編集子，有幾分像是留遺囑，如果這份遺囑是自己一字一字寫就，卻有高人來指點，這里不妥，那里宜刪，即使老人首肯，那心里的滋味好受么？話又扯遠了，打住。

　　向一位纏綿病榻的長者，再侈談“遙祝健康”，好像成為諷刺了，那就遙寄一片懷念之情吧。

　　2014年3月10日，北京

　　(燕祥7月10日附筆：四個月前聽說羅孚老人病危，寫此文以寄懷念，不到兩個月后，老人就在5月2日去世，享年九十三歲。只能祝他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