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參證,在金庸的小說里是常事,如其自承 《九陰真經》 里嘰里咕嚕的怪文,乃受啟發寫成于一二四〇年的《忙豁侖紐察脫必赤顏》。這本怪書,即名聞天下的《蒙古秘史》。如此的“文史參證”是以學問為根基的,而金庸的散文集《尋他千百度》,顯然是體現他在武俠小說之外的十八般“文”藝的學問及見識。此時,我們再想拿他的隨筆、評論與其武俠小說做某種“參證”,這樣的求索可說過甚,但于金迷而言卻仍是不乏悠長意味的。
如談到金毛獅王謝遜的“原型”,學者黃子平認為是源自美國梅爾維爾 《白鯨》中的亞海勃船長。金庸談論過原著及改編的電影,說“這是一個叛逆的靈魂,心靈的深度充滿了憎恨與反抗”,自然,與謝遜的內在聯系是顯豁的,不過,我認為來源或不止一處。金庸在評論京劇《除三害》時,對周處落筆很深切,與李逵、魯智深、張飛比,“周處是更加理智、更加內省的,也正因此,他能強烈地為自己的過失而感到慚愧,而發憤改過”,此性格特征與謝遜何其相似。金庸受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學的交匯影響,在塑造人物形象時,或不會定于一尊,而是采集捏合,摶土而造人。
金庸喜好圍棋,熟讀其小說的自然深知。他寫的隨筆《圍棋雜談》中也說,《碧血劍》里“寫木桑道人沉迷著棋,千方百計地找尋弈友,在生活中確是有這種人的”,這是不是夫子自道?金庸的棋力未必多高,但對此中的境界卻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他在《歷史性的一局棋》中,細細描寫吳清源與本因坊秀哉的對弈,高手之戰,波瀾起伏,自不待言,而吳清源的奇招被后人稱為“鬼怪手”。想想《天龍八部》中所設玲瓏棋局,眾高人無法可破,后為小和尚虛竹誤打誤撞偶擲一子,方得生機。那種下法為常人所絕想不到,詭異至極,是不是也有些“鬼怪手”的意思?
對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及好萊塢的電影改編版,金庸做了極詳盡透徹的評論,這透露出許多信息。他于這種史詩式的長河小說有深切的理解,其間必然滲入某種認同,隨后寫出的《射雕英雄傳》,我們如果拿來與 《戰爭與和平》比較,會發現有不少相通之處:托翁雖主寫大時代,卻不乏貴族家庭生活與愛情的描寫,金庸雖以郭靖的成長與郭黃愛情為主線,卻大力著墨于宋、金、蒙古的時代書寫,對歷史情境的還原形神畢肖;托翁寫拿破侖,雖剛愎自用,卻未忽略其雄才,金庸寫鐵木真,雖血腥嗜殺,但仍為英明之草原霸主。其后,金庸對長河小說的喜好一以貫之,“射雕”三部曲后,又有《笑傲江湖》《天龍八部》,直至《鹿鼎記》收官。
對其武俠小說的高調贊揚,金庸本人在1969年回應說“武俠小說本身在傳統上一直都是娛樂性的,到現在為止好像也沒什么有重大價值的作品出現”,“基本上還是娛樂性的讀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學作品相提并論”。到了1994年,金庸雖仍不乏謙虛,但已說“我并不妄自菲薄,輕視武俠小說”,和1960年代相較,有了質的不同。這表明,其時金庸武俠小說的經典化已然成型。
(《尋他千百度》,金庸/著,中華書局2014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