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與古為徒”的人(李曉君)

　　我時常會想起那個時刻：在東八里莊魯院三樓一間宿舍里，與東君、玄武就著一些咸蝦子喝啤酒。蝦子，還有魚干之類，來自于被東君習慣稱之為“東甌”的溫州。4月，北京的泡桐花和槐花開得沉靜而亮麗，時光機在緩緩地旋轉，一段仿佛從生命中分叉出來的光陰，將我們聚合在一起。那樣的情景，現在回想起來，是充滿詩意和溫情的。咸蝦子，干魚，讓我想起孔乙己先生的茴香豆和黃酒。而這些東西，都來自于魯迅的故鄉，也來自于東君的故鄉——那個臨海的南方省份。因而對東君習慣于稱之為“東甌”的溫州——這個至今未曾踏足的地方，感到好奇。在媒體上，那是個被商業頭腦充斥的城市，東方的猶太人足跡遍布全球。但東君給人的印象，仿佛與此毫不關聯，他文質彬彬，舉手投足之間，有一種夫子氣的遲緩和儒雅，像是一個從古代走來的人。

　　難以置信，這曾是一個習武成癖的人——他本來就是一個拳師的兒子，因而文質彬彬、甚或有些羸弱的他，居然臂力驚人，為此，他曾與同學中一位粗壯的漢子比畫過。這個習武者，同時也是一個粵語歌曲愛好者，一個喜歡出游、說笑、搞怪的人，一個女孩的父親，一個戀書成癖者——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喜好書并藏書無甚奇怪，但東君那來自于許多野史、民間文獻和其他晦澀難懂圖籍的知識，多少有些與眾不同。他將他一部分作品冠之以“東甌小史”，里面許多似曾相識而又陌生的形象——拳師、彈琴者、清客、鄉紳、養鶴人、隱居者、種花人，都不像是活在當下喧囂社會的人物。在他那首《與古為徒》的詩中，他寫道：“我的左鄰是老子與莊子/我的右舍是孔子和孟子/荷爾德林跟海德格爾是近鄰關系/正如梭羅和身居鬧市的我/……/我忘記詩經，然后開始寫作/我忘記所羅門箴言，然后開始寫作/我忘記陶淵明、杜甫、蘇東坡，然后開始寫作/我忘記但丁、葉芝、布羅斯基，然后開始寫作//忘我，然后發現另一個我……”這簡直就是他的寫作自白——從中我們可以管窺他的寫作譜系、知識來源。我以為，將中國的古典主義與西方的現代主義結合得如此之好，在當代作家中，他是最出色者之一。

　　東君賴以成名的作品，帶有鮮明的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痕跡，他的這些早期之作，不難看出博爾赫斯、卡夫卡、加繆等人的印記。因而，如同大多數年輕作家一樣，沿著現代主義小說道路狂奔，直搗它的中心——這是東君進入小說的方式。然而，讓人吃驚的是，東君近幾年的小說，卻散發出一股濃烈的“復古”主義氣息，一種中國式的典雅和醇厚。他的小說沒有廟堂之氣，故事的發生地多在民間，那些多少帶點俠氣、士氣、隱逸風度的人，身上沒有一絲“俗吏”之氣。我對那些故事好奇并感興趣。由此，便回望這個曾經負笈同窗的人——應該承認，這是個有趣的人，一個浪漫的人。

　　東君的浪漫不是可以一眼望穿的。恰恰相反，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可能給人一種訥于言辭、學究氣和慢熱的形象。其實東君的浪漫之心是無人可比的。在他惡作劇和突發奇想的舉止里，沒有一絲輕薄和浮浪之氣，而是一種雅趣，一種天真和單純。由此，你會愈益感覺到他身上有一種我們陌生已久的——士氣。我有時尋思，他的這種氣息，究竟從何而來？而他刻意不刻意追求的這種東西，是為了什么？

　　倘若沒有東君，我們幾個——王十月、李浩、馬笑泉等人，對書畫的興趣，不會變為一種實際的行為藝術，不會堂而皇之地結社切磋。東君是倡議者，也是熱情的組織者。需要提及的是，此后，回到溫州的東君，還曾策展過一次并非商業性質的中國當代作家書畫攝影展，分別在滬上和東甌與寥寥的觀眾見面。東君致力于發掘久已喪失的“貴族氣”、“文人氣”，是一個真正愿意“與古為徒”的人，這份謙虛里，飽含著巨大的敬畏和自信在里面。他沉靜、綿密地去做一件事，就是反僵化和呆板的東西，盡管進入古典，往往會給人一種僵化和呆板的錯覺。

　　他是一個真正讀懂中國傳統的人——他拈取的是傳統里最精華和動人的部分，是在文學上“中體西用”的虔誠的實踐者。東君曾經戲稱自己是個“東西南北中”的人，如同在《與古為徒》詩中展示的，他著意在東西方、傳統現代之間，找到一種文學表達上的平衡，找到一個發力點，這是東君近些年來深入傳統而新意別出的原因所在。

　　東君好書尺牘，尤善小楷。純粹做個小說家，對他來說，并不滿足。他的詩歌、散文同樣出色，而小楷不走“二王”、趙孟頫、文征明等路子，善于從北碑中取法，書風有一種野逸、寬博、浪漫之氣。米蘭·昆德拉說：“科學的發展很快將人類推入專業領域的條條隧道之中。人們掌握的知識越深，就越變得盲目，變得既無法看清世界的整體，又無法看清自身……”而東君卻努力打通文、史、哲、宗教與書法，從而獲得一種文化上的整體觀，是殊為可貴的。

　　李浩有句話：“打不死的南方人�！边@句戲謔的話，用在東君身上正合適。他立足于南方，在浙東南的海邊，在他所謂的“東甌”，一頭扎進古典中國的深處，田野采風，精耕細作，采用第一手的民間文書和地方資料，力圖在把握孔孟佛老基礎上，中國化地表現溫州這塊帶有歷史感和文化感的土地。1939年，從日本歸國的傅衣凌，在福建永安離城10多里的一間鄉間老屋里，無意中發現一箱民間契約文書，在研讀的基礎上寫出了史學界頗為重視的《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而東君對民間文獻的重視，以及他多年來對西方文學的消化吸收并形成的一套系統的文學觀念，有助于他從一個寬的視野來理解文學、理解當下和書寫中國故事。假以時日，他的帶有鄉風民俗氣質的小說，他以傳統為背景切入當代人內心深處的表達，會顯得更加別致和醒目。

　　東君愛唱粵語歌曲《小李飛刀》，這個崇尚俠氣的玉面小生，仿佛一個手持利刃的刺客，雙手舞弄著花樣百出而招招致命的利器，向我們走來——這不是一個蒙面皂衣的刺客，而是一個穿牛仔褲、花T恤的刺客，這個戴著眼鏡、嘴唇微紫的后生，手中的利器不過是一冊書而已�？赡苁恰妒ソ洝贰吨杏埂贰读�祖壇經》，也可能是《某某年譜》《某某行狀》之類，在他探囊取物、直取命穴的招式后面，有太多漫長的白日和岑寂的夜晚練就的真功夫——像南方夏天的日光一般鋒利，也像南方冬日的海邊一般濕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