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情詩與“水仙”命運(霍俊明)

——關于湖畔詩人及汪靜之的舊人舊事

　　說到1920年代漢語新詩史上作為“詩壇解放的一種呼聲”(周作人語)的較早詩歌社團湖畔詩社，很容易聯想到19世紀英國早期浪漫主義詩歌的重 要代表湖畔詩人(The Lake Poets)。居住在英格蘭西北部昆布蘭湖區(格拉斯米爾和文德美爾)的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騷塞在優美恬靜的湖邊歌詠自然、感懷愛情、流連光景。如果說 “回到大自然”代表了這三位異域詩人理想的話，那么在五四運動自由思潮激發下的中國湖畔詩人則要顯得沉重得多。因為他們面對的不只是湖畔、自然，還有新舊 時代轉捩甚至交鋒過程中文化和思想的劇烈碰撞和齟齬。而以汪靜之、馮雪峰、應修人和潘漠華為代表的這一詩歌流派盡管曾最先抒寫過清新純真的愛的贊歌，但是 他們迅速在中國詩壇上的隱沒則透露和折射出這一時期波詭云譎的文化和文學生態的復雜性。盡管朱自清等人對他們的愛情詩寫作找出了很多合理性的證詞以及進步 性的時代意義和美學價值，朱自清也強調“人生要求血與淚，也要求美與愛，要求呼吁與詛咒，也要求贊嘆與歌詠”，但是在1920年代后期的文學革命和革命文 學的浪潮中這幾個年輕歌者最終還是默不作聲，詩歌寫作也很快煙消云散了。他們不僅有的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并身陷囹圄、犧牲，而且詩歌的道路也發生了近乎翻 天覆地的變化。這既與時代際遇有關，也與詩歌命運有關。是否像有人所批評的那樣“五四運動前后的青年真是幸運，呼吸了一點時代的新空氣，一個筋斗翻轉來， 就很早得到一點小名聲在社會上站穩了。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太容易的成功，就像一個肥皂泡，飛在空中，看起來很美麗，一下子就會吹破了”。

　　一

　　華茲華斯曾歌詠湖畔的水仙，而水仙作為詩人的原型(那喀索斯)則象征了非常態的命運。汪靜之等人的愛情故事、生活經歷和不同命運軌跡也讓人們在 穿越歷史煙云的時候唏噓感嘆、悵惘不已。較之英國湖畔詩人的長壽(注意他們生存的年代是18到19世紀)，比如華茲華斯活了80歲，騷塞是69歲，柯勒律 治也活到了62歲，中國湖畔詩人的命運就更具戲劇性和悲劇性了。潘漠華只活到了32歲。1934年12月24日，大雪。飽受折磨而不屈甚至絕食的潘漠華死 于獄中。應修人活到33歲，曾參加左聯。1933年5月14日應修人到上海虹口昆山花園路丁玲寓所時被特務發現，在搏斗中不幸墜亡。馮雪峰則在革命戰爭年 代經受考驗，在文化和文學工作中做出了很多工作。而在政治運動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關進牛棚、下鄉勞動改造。1976年1月31日在病恨交加中馮雪峰 辭世。較之這三個人的命運，汪靜之(1902.7.20～1996.10.10)則算“善始善終”者。不僅罕有地高壽，而且還因為“六美緣”而成就了一段 愛情故事和詩人傳奇。

　　湖畔詩社的前身是柔石、汪靜之、馮雪峰和魏金枝等人組織的晨光社。1922年4月4日，西子湖畔，草長鶯飛。汪靜之、馮雪峰、應修人、潘漠華等 四個年輕人在西泠印社四照閣宣告湖畔詩社成立。不久四人的詩合集《湖畔》出版，被愛情和青春鼓動的年輕人宣告“我們歌笑在湖畔，我們歌哭在湖畔”。隨后的 8月份，經魯迅修改的汪靜之的個人詩集《蕙的風》(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朱自清、胡適、劉延陵等三人作序)面世。正如汪靜之所說“庸俗社會封建禮教禁止戀 愛”，“心中的熱愛抵抗壓力，因而不可抑制地發出愛情詩來”。此后，又有馮雪峰、應修人和潘漠華三人的詩文合集《春的歌集》推波助瀾。尤其是汪靜之的《蕙 的風》在短時間內即印刷6次，銷量2萬余冊。尤其是年輕人爭相搶購，其暢銷程度能夠與胡適的《嘗試集》和郭沫若的《女神》比肩。實際上，汪靜之《蕙的風》 的出版過程非常不易，反復經歷波折。一貫不愛求人的汪靜之也不得不破例數次向胡適求助。當時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讀書的汪靜之家里補貼他學費和生活費每年是 134元左右，而他實際的花費則近200元。除了聚會和應酬之外，很多錢自然是花在了買書上。汪靜之在致胡適信中坦陳了自己的窘境，“我的絮被是家中的一 條年紀很老了的小而破的絮被，實在沒有什么暖和，近來很嚴寒，夜間凍得發抖抽腳筋”，“我的棉襖還是15歲時候做的，現在小而破都不在乎，只是寒冷的痛苦 使我讀書不安神”。胡適看信后也著實為這位同鄉青年詩人唏噓，于是借錢給他并且在《蕙的風》的出版過程中為汪靜之爭得最大的利益。最終出版社給汪靜之 150元的稿費，這在當時已經算是非常高的了。況且當時汪靜之也還只是個初出茅廬名不見經傳的學生。

　　二

　　朱自清曾評價湖畔詩社的四個詩人是“真正專心致志做情詩”的，“他們那時候差不多可以說生活在詩里”。這對于1920年代初這幾個人的詩歌寫作 及其意義而言是準確的。也正如廢名所評價的“他們真是無所為而為的做詩了，他們又真是詩要怎么做便怎么做了”，“他們寫詩的文字在他們以前是沒有人寫過 的，他們寫來是活潑自由的白話文字”。汪靜之等人不僅被青春的自由和個性沖動所鼓動，更被愛神和力比多(肉欲)所召喚。正如汪靜之給當時的女友符竹因(綠 漪)的信中所宣告的“愛情是絕對自由的，誰要愛誰，誰就愛誰”。汪靜之等湖畔詩人的愛情詩在五四追求自由、個性和反傳統道德、禮教的土壤中獲得了成長。也 是胡適當時所評價的在“稚氣”中有“新鮮風味”。尤其是他們對愛情的大膽、率真、自然、清新的抒寫引發了眾多青年詩人的追捧，也受到了文壇一些道學者的攻 訐和批判、指責。這無異于向舊禮教投擲了一枚炸彈(朱自清語)。1922年10月24日的《時事新報·學燈》發表汪靜之同鄉胡夢華的《讀了〈蕙的風〉以 后》，批評這些愛情詩“墮落輕薄”。在胡夢華看來這些詩是危險的，會“挑撥人們的肉欲”和“獸性的沖動”，有“挑撥人們不道德行為之嫌疑”，“破壞人性的 天真，引導人走上罪惡之路”，因此“應當嚴格取締”。非常富有戲劇性的是胡夢華大肆批判汪靜之等人的詩，其目的竟然是他自己后來所承認的“戴著假道學的眼 鏡，以討好新女性的喜悅”。胡夢華的這篇文章引發進一步的激烈爭論。尤其是魯迅以“風聲”為筆名撰寫的《反對“含淚”的批評家》成為這一論爭中最為有力的 支持文章。其他的反對者由此大多噤聲。在這一場激烈的論戰中，胡適、周氏兄弟、朱自清等人對汪靜之等年輕詩人的支持、肯定和鼓勵起到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尤其是魯迅對汪靜之的支持使得他終生難忘，“淪肌浹骨”“刻骨銘心”。1981年7月為紀念魯迅誕辰100周年魯迅博物館編選紀念集。年近八旬的汪靜之在 昏暗的臺燈下瞇著老花眼完成了一篇長文《魯迅——蒔花的園丁》�？梢婔斞笇λ�的影響以及青年時代所給予的扶持。

　　給詩壇吹來清新之氣是以汪靜之為代表的湖畔詩人正處于“青春期”的寫作，也正如胡適所說的是“五四運動后第二代的少年詩人”。自然，在胡適看來 汪靜之是這一代少年詩人中最有前途和希望的。這種“青春期”既指向了漢語新詩的起步階段和五四的啟蒙，又指涉了這些人自身寫作的“青春期”。其優勢在于敢 于寫作，勇于抒情，沒有禁忌，自由、開放、純真。當然這種“未成年”的詩歌狀態是不可能持久的。而歷史也已經做出了證明。個性，青春，愛情，詩歌，成為湖 畔詩人的關鍵詞。

　　三

　　汪靜之等湖畔詩人的愛情詩寫作帶有顯豁的“本事”特征。而歲月何曾靜好？人生幾度霜寒。

　　其中陪伴汪靜之的不只是青春期的詩歌，還有一個個美麗的女性于他寒冷、苦悶中給予慰藉，給予他詩歌和精神上的滋養。正如張愛玲所說的，“在當時 的中國，戀愛完全是一種全新的體驗，僅這一點就很夠味了�！�1923年，熱戀中的汪靜之竟然在一天之內寫了10封信。當然，汪靜之的多情也招致了諸多非 議，“‘詩人’，自古以來，有一種脾氣，仿佛自己是九斗十斗的天才，詩和酒，再加上美人，就是他們自己的小乾坤”。1932年汪靜之曾給妻子符竹因(符竹 因原名符竹英，汪靜之改為“符竹因”，即“水竹姻緣”。汪靜之又為符竹因取名菉漪，取詩經“綠竹漪漪”之意。)寫下保證書和懺悔書，可見其感情經歷確實豐 富。尤其是汪靜之與胡適和曹誠英(被汪靜之稱為“績溪才女”)同鄉之間的感情糾葛更是成為民國文人的噱頭和糾纏不清的舊夢。曹誠英與汪靜之同庚，兩小無 猜，青梅竹馬，但二人確屬姑侄輩分。曹誠英與胡冠英婚后仍與汪靜之通信、交往，這引起了胡冠英的極大不滿。他趁機偷出二人的信件和照片并當眾撕碎。盡管汪 靜之一再追求曹誠英并寫了大量的情書和情詩，曹誠英在離婚后也曾經在酒后對汪靜之表露情愫，但是最終他們在理智和輩分倫理面前止步。倒是同為安徽績溪人的 胡適和曹誠英(胡適長曹誠英11歲，曹誠英為胡適三嫂的妹妹)擦出了更多情感的火花。后來，徐志摩在給胡適的信中曾羨慕地寫道：“蔣復璁回來說起你在煙霞 洞深處過神仙似的生活……此次你竟然入山如此之深，聽說你養息的成績不但醫痊了你的足跡，并且腴滿了你的顏面，先前瘦損如黃瓜一瓢，如今潤澤如光明的秋 月，使你原來嫵媚的談笑，益發取得異樣的風流�！�1923年春，胡適的侄子胡思永年僅20歲就因肺癆病不幸早逝。悲痛中的胡適也因病從上海輾轉到杭州煙霞 洞靜養。到杭州的這天是4月29日。胡適與此時就讀于杭州女子師范學校且剛剛與胡冠英離婚的曹誠英再次相逢，自是百感交集。最終，二人在杭州的“情事” “艷聞”惹得江冬秀醋意大發甚至鬧自殺�！昂笤浩鸹稹�，最后胡適也只得草草收場。20年后，即1943年6月19日曹誠英在孤苦的思念中給胡適寫詩以作追 念：“魚沉雁斷經時久，未悉平安否？萬千心事寄無門，此去若能相見說他聽。朱顏青鬢都消改，惟剩癡情在。廿年孤苦月華知，一似棲霞樓外數星時�！焙�適死后 蔣介石手書對聯悼之，“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倍�曹誠英一生孤苦，終生未嫁。

　　這似乎又一次印證了紅顏薄命。曹誠英在“文革”期間曾將大量珍貴的手稿、書信、日記等資料交給汪靜之保管，并囑托死后這些材料一并燒毀。曹誠英 最終因肺癌在上海病逝，紅顏玉隕，后葬于故鄉績溪旺川。其墓碑上只有幾個字：“曹誠英先生之墓  1973年3月8日”。在又一個凄風苦雨的日子，愁腸百結的汪靜之在悲痛中追悼曹誠英，經過痛苦的掙扎最終點燃了那一堆早已泛黃的信件、日記……

　　四

　　1927年之后，文學走向了低潮。這一時期的汪靜之也不得不為了生計四處奔波。他曾輾轉于上海、南京、安慶、汕頭、青島等地做中學教員和大學教 師。1932年11月28日汪靜之在給妻子的信中繾綣地寫道，“平生愛竹已成癖，不可一日無此君�！边@位轟動一時的“愛情詩人”在教學上卻并不太稱職，還 引起了很多同事的不滿和質疑，甚至鬧出了很多亂子。到抗戰最艱難的時期，汪靜之還曾與朋友一起開小店謀生。新中國成立后經過湖畔詩人好友馮雪峰的關系汪靜 之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但是因為與聶紺弩的性格齟齬，發生沖突，數度被停發工資。

　　汪靜之最早寫作詩歌尤其是“情詩”，可以說胡適是他的老師。早在1919年，汪靜之就將詩稿寄給同鄉胡適求教。那時胡適在汪靜之等青年詩人心中 儼然是海內皆聞的第一流的學者和名人。汪靜之晚年向女兒汪晴說過這樣一段話，說自己“第一個崇拜胡適之，第二個崇拜周作人，第三個才崇拜魯迅”。而在新中 國成立后歷次的政治運動中，限于政治文化環境的影響，汪靜之在一些回憶錄和文章中卻稱胡適是“五四時代的右派名家”，“資產階級的圣人”，“胡適之是最早 反對共產主義的，因此后來共產黨這一派就罵胡適之。我看了罵胡適之的文章，認為對，覺得這個有理，因此我也瞧不起胡適之了，我后來就不高興再和他通信，雖 然他是我的恩師，又是家鄉的小同鄉”。這也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復雜心態的一個例證。新詩史上詩人刪改自己的詩作的現象并非少見。魯迅就深刻指出：“聽說： 中國的好作家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時候，就將少年時代的作品盡力刪除，或者簡直全部燒掉。我想，這大約和現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見他嬰兒時代 的出屁股，銜手指的照相一樣，自愧其幼稚，因而覺得有損于他現在的尊嚴”。而由于頻繁而激烈的政治運動和僵化的文藝政策的規訓等諸多原因，很多詩人為適應 政治形勢和迫于時代壓力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不同時期的詩作和詩集進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以汪靜之為例，這位善于寫愛情詩的“湖畔詩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創作 極少，也曾在1957年的《詩刊》《人民文學》發表過借鑒馬雅可夫斯基樓梯體的政治表態和應時應景的政治抒情詩，并在1958年出版《詩二十一首》。汪靜 之在1957年編定新版的《蕙的風》時出于外部環境的影響以及自己在思想觀念、審美取向上的轉變，將原版的《蕙的風》刪減了2/3，將《寂寞的國》刪掉1 /3。新版《蕙的風》將原本的《禱告》《過伊家門外》由原來的自由體改為格律和半格律體。顯然這種修改已經不只是僅僅字詞修改那么簡單了。汪靜之的這一修 改“從整個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看，不能不說是對當年爭論的一個莫大的諷刺，就詩人本人而言則是一種莫大的悲哀”。

　　1996年10月10日，汪靜之去世。一個時代的詩歌結束了，一棵湖畔的水仙最終枯萎了。在靜水流深的歲月中，那些湖畔吟詩的詩人一個個遠行，只留下一行行的詩句，還有那些或深或淺、或長或短的愛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