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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扣文化改革發展的脈搏(張蘇)

    http://www.jchcpp.cn 2014年07月23日09:12 來源:中國作家網 張 蘇

      目前如何正確認識近30多年來的文化體制改革歷程,找準下一步改革的深層矛盾和核心問題,科學把握文化改革發展的內在規律,仍然是擺在全社會面前的艱巨任務。韓永進教授《文化體制改革研究——中國文化體制改革35年歷史敘事與理論反思》一書,緊緊圍繞這一論題進行了深入探索。該書能夠緊緊抓住找準文化體制的穴位,緊扣文化改革的脈搏,為人們提供了寶貴借鑒。

      該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文化體制改革的歷史分期”系統地對我國文化體制的演變和改革進行了詳細梳理。第二部分“文化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橫向地對文化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進行了重點介紹。該部分從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深化文化企業改革、培育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健全宏觀管理體制五個方面進行概括和總結,顯示出文化體制改革在以往工作的基礎上不斷深入推進、不斷擴大版圖的趨勢。第三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制改革理論”在總結文化體制改革的偉大實踐的基礎上,總結了文化體制改革的理論成果,將文化體制改革的研究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該書最有特點、最具理論價值的是第四部分“關于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深入思考”。在這一部分,韓永進提出社會主義文化藝術的三重性問題。

      韓永進認為文化藝術存在著三種屬性,即意識形態性、文化性、經濟性。由這三種屬性相互作用,又形成了兩種基本矛盾、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先進文化的矛盾,文化藝術發展與市場機制的矛盾。文化改革發展最根本的問題、最主要的目標,就是正確處理好這“兩個矛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文化藝術產品和服務都具有三重屬性,區別只是每種屬性占多少的問題。有些類別的文化產品和服務有可能出現某種屬性的零狀態,如電子游戲機在一般情況下意識形態屬性可能是零狀態,有些課本劇、兒童劇等在一般情況下經濟性為零狀態,但并不說明它們沒有三重性。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常常忽略、淡化甚至否定文化產品的經濟性,過分強調其意識形態屬性。這也是造成文化體制僵化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概念的提出,標志著我們對文化的經濟性的承認。在這個基礎上,韓永進概括出文化產品的政治屬性、經濟屬性和文化屬性,是對文化價值認識的進一步深化。

      韓永進結合文化工作的實際提出,由于文化類別不同,三重性的比重是不同的。廣播電視業中,新聞的意識形態性是最強的,集中體現在其導向性上;音樂類節目、娛樂類節目意識形態性弱一些,文化性強一些,觀賞性強一些,因此收視收聽率高一些;廣告業意識形態性和文化性都弱一些,但經濟性強,經濟效益好。在電影業中,紀錄片的意識形態性強一些,文化性強一些,而故事片的文化性強一些,經濟性強一些;社會主義文化藝術三重性有若干種常見的組合狀態。一是三性統一,即某個文化產品意識形態性、文化性、經濟性都很好,實現了我們所講的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的統一,達到了既遵循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特點和規律,又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例如近年來舞臺藝術領域的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獲獎作品、電視劇飛天獎和金鷹獎的獲獎作品、中國電影華表獎的獲獎作品,等等。二是意識形態性強,文化性也相對強,那么經濟性必然強,如電視中的《新聞聯播》,沒有比這個類型和品種的文化性和意識形態性再強的,但意識形態性強加上其文化性(表現為新聞性)強,時效強,信息量大,權威性高,使《新聞聯播》成為中央電視臺最大的名牌節目。因此收視率最高,廣告收益也最好,每年的黃金時段招標都是圍繞《新聞聯播》節目的廣告時段價格最高。三是意識形態性強的前提下,文化性相對弱,例如我們有些圖解政策的文學藝術作品。這些文化產品和服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會有市場,不會有高的收視率、高的票房、高的碼洋,不會有好的經濟效益。四是意識形態性較弱或者近乎于零狀態,而文化性強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市場情況未必好,經濟效益未必好。例如交響樂、歌劇等高雅藝術,文化性很強(表現為藝術性很高、非常有品位),但曲高和寡,市場并不好,票房并不高,經濟性很弱,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許多國家包括西方發達國家遇到的一個共性的矛盾。高雅與通俗之爭就是其集中表現。五是意識形態性一般,文化性弱,經濟性強的狀態。最典型的是電子游戲、網絡游戲及賀歲片。這一類文化品種的娛樂性很強,文化內涵相對弱,但其經濟效益很好。

      韓永進認為,文化體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盡量實現社會主義文化產品三重性的統一。實現三重性統一才可保證文化能夠實現“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目標。實現了三重性統一才能保證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實現了三重性統一才能保證實現文化宏觀管理。這當然只是一種視角,尚有系統研究的空間,但揆諸30多年來文化體制改革的歷程,基本是符合實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藝術產品三重屬性的問題,從根本上說,還是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關系的一種特殊反映。為什么在我們的文化管理中經常會出現為什么要這樣管的問題,而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卻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西方國家的文化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它是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因此它不存在意識形態性問題。不是說它沒有意識形態性,而是說其政治性早有一套成熟的制度、觀念、道德、傳統等作保障。在西方是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建設的是資本主義的文化,而我們建設的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因此必須牢牢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最根本的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而這些在西方文化管理中是不需要的。文化性質不同,對待色情等文化的態度、政策也不同,西方國家文化管理中沒有“掃黃”問題,因為它們那里色情存在是被制度允許的,而我們文化管理中一項很重要的任務是堅持不懈地開展“掃黃”斗爭,這是由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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