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作家的幸運與困境(蔣方舟)

蔣方舟，1989年生，青年作家、《新周刊》副主編。著有《邪童正史》，《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

　　◎蔣方舟

　　導讀：令人目眩神暈的現實讓作家喪失了判斷題材的冷靜，一味地鋪陳荒誕的現實，結果既喪失了文學上的美感與深度，也無法超越現實的驚心動魄。

　　作家要做的，應該是對這些新聞保持柳下惠一樣的冷靜，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經過它們，鑒別它們，穿越它們，遠離它們，最后才能抵達更深層的真實，抵達時代的核心困境。這是對作家技術與心態的雙重挑戰。

　　我所寫作的咖啡廳常年聚集著互聯網創業人士，當他們談論人的時候，他們亦是談論著一堆數據：人視線停留的秒數、好奇維持的時間、新鮮感保鮮的市場等等。從前社交網絡是重新定義人與人的關系，如今是重新定義人本身。

　　或許，寫作，是僅存的無法通過“大數據”分析獲得捷徑的體驗。很簡單，因為作者無法預見到他的讀者。

　　當作者坐下來，面對著一個厚厚的攤開的空白記事本，自然而然地被本能驅動開始書寫，你無法預測到你的讀者是誰，是大學教授，是家庭婦女，還是小城青年。正如艾米麗·迪金森說自己的詩“是我寫給世界的信，這世界從不曾回信給我”。

　　寫作因此也是一種落后的手工藝。在這種環境當中，作家享受怎樣的特權又經歷如何的失落？我的演講題目是《大陸作家的奢侈與困境》，而我談的，其實是我自己在寫作上經歷的幸運和困惑。

　　我曾經和一個法國作家聊天，我說到現在在中國純文學寫作的矛盾——另外從事一份賴以為生的工作，來獲得經濟保障，這樣壓縮寫作時間，卻確保了寫作的相對獨立；如果專職寫作，確實獲得了大量自由，可是為了生存，寫作就不得不考慮市場。

　　她笑笑，說：“Welcome to the club�！薄�—我以為別具中國特色的困難，其實在西方世界的寫作中早就持續了多年。

　　當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我覺得對于藝術家來說，貧窮是種美德。我崇拜的作家全是貧窮的：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愛倫坡等等。我聽說誰是暢銷作家，就像聽說誰嫖娼被抓，或是被禿頭富翁包養的女大學生一樣——是一件非常恥辱的事情。

　　金錢是生活之需，可也是必需之惡。

　　后來我看到卡夫卡的一篇短篇小說，很著名，叫做《饑餓的藝術家》，講到一個藝術家在籠子中表演饑餓，起初他大受歡迎，后來被遺忘，無人喝彩，最后，人們在茅草堆里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他。

　　這是再現實不過的寓言，貧窮與道德上備受尊重并不直接掛鉤，它有時僅僅意味著貧窮本身。

　　這說明社會重視文化么？不，恰好說明社會是沒有文化的，所以需要的是從落滿塵土的抽屜中找出“作家”，把他們擺到架子上，為社會增加一些虛幻的自我滿足，就像企業家辦公室的書架上往往擺著從不曾開封的《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當作家“裝飾”的使命完成，又被放回那個被遺忘的抽屜中。

　　大陸作家的第一點奢侈，就是在創作條件上的奢侈。第一、是因為讀者市場大，純文學固然是小眾之小眾，孤獨之孤獨，可人群中同樣渺小的比例，放在香港臺灣也許是兩千人，在大陸就是兩萬人、甚至三四萬人，在這一點上，大陸作家是幸運的。

　　第二、是創作類型的多樣。在大陸，各種行業的劃分還不夠細化和專業，我所認識的大部分作家都有被邀請從事和單純文學無關的工作——策劃電視劇、寫個話劇劇本、編個電影，等等。

　　現在，我懷疑唯一大量閱讀小說的人，除了出版社編輯，就是各類影視公司的策劃，但凡情節性強一點的小說就被買走影視改編版權，竟意外地顯出一派欣欣向榮的熱鬧來。

　　第三，是社會對于“文化”的推崇。文化打了引號，是因為那并不是真的文化，而是社會想象當中的文化。

　　比如我，就曾經做過兩三個廣告。這并不是我引以為傲的經歷，也并不說明我的走紅，只是折射出廣告公司的心態——找了一個歌手、找了一個模特，好像缺點深度，那就再找一個作家吧。因此經�？梢钥吹阶骷一蚴俏幕�人士出現在各種古怪的商業場合，牽強地由文學、藝術談到鐘表、酒水。

　　這說明社會重視文化么？不，恰好說明社會是沒有文化的，所以需要的是從落滿塵土的抽屜中找出“作家”，把他們擺到架子上，為社會增加一些虛幻的自我滿足，就像企業家辦公室的書架上往往擺著從不曾開封的《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當作家“裝飾”的使命完成，又被放回那個被遺忘的抽屜中。

　　這固然是可笑的，可在客觀上，也讓作家進入了商業社會，有了物質上更為豐富的可能性。

　　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悲劇當中，也生活在不同身份所囚禁的人性監獄當中。這些都是創作的絕佳素材。

　　大陸作家的第二個奢侈，就是題材的奢侈。

　　尼采曾說，最適合創作的，是兩個時代交界的裂縫當中�，F在，我們正處在這樣的裂縫中：新的技術對抗舊的技術，新的道德對抗舊的道德，新的倫理對抗舊的倫理。

　　一切熟悉的變成陌生，作家如孩子一樣新奇地打量著這個世界。

　　而無數荒謬的事實噴涌而出，就像火山噴發過的地方植物長得格外茂盛。

　　我前兩天看到的新聞，一個21人的犯罪團伙假冒身份，招礦井黑工，然后錘殺工友，騙賠約。這現實的殘酷遠遠超過電影《盲井》所呈現的。

　　而在現實的豐富當中，人的身份也呈現出多樣性。

　　印度裔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曾經形容：“一個人可以是意大利人、女人、人權主義者、素食主義和經濟保守主義者、爵士樂迷或倫敦居民，其身份猶如陽光下的三棱鏡，隨著鏡面的轉動，將會反射出不同的光芒�！�

　　而身份轉換的多樣，在當今中國大陸格外明顯：一個公務員，自己面臨著房子被強拆的現實；一個志得意滿，代表全亞洲，和克林頓交好的著名主持人，改天就被調查。

　　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悲劇當中，也生活在不同身份所囚禁的人性監獄當中。這些都是創作的絕佳素材。

　　日本作家安部公房有個短篇小說，叫做《砂丘之女》，講的是一個名叫仁木的男人，發現自己被困在一個瓶中，身邊只有一個女人，瓶口源源不斷落下沙子，他必須不斷鏟走沙子才能讓自己不被活埋。無望當中，他決定開始寫作。

　　相對于西方社會已經相對固定的平靜的生活，中國社會更像這個瓶子——源源不斷的沙子落下，讓人憤懣與絕望中，有更多的創作動力。

　　我曾經看過幾個大陸的創作者試圖改變伍迪·艾倫的劇本，伍迪·艾倫筆下中產階級的憂愁，改編之后，變成了小市民的撒潑扯皮，非常糟糕，非常難看。沒有穩固的中產階級，雖然生活在城市，人際關系和倫理還是農村式的，該怎么去書寫？

　　按照上面的說法，中國作家享受創作條件和題材的無比豐富，按理應該是創作的井噴，可為什么現實并不如此呢？下面我想談談我理解的大陸作家的困境。

　　第一點困境，恰恰是因為題材的豐富。

　　荒誕、悲慘、吊詭的現實像是作家的迪斯尼樂園，大量的新聞讓作家有了書寫的熱情。比如之前黑龍江的孕婦獵艷殺人案，還有更早的河南洛陽性奴案等等�？杀�哀的是，被藝術改造過的版本，往往還無法超越一則社會新聞。

　　令人目眩神暈的現實讓作家喪失了判斷題材的冷靜，一味地鋪陳荒誕的現實，結果既喪失了文學上的美感與深度，也無法超越現實的驚心動魄。

　　作家要做的，應該是對這些新聞保持柳下惠一樣的冷靜，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經過它們，鑒別它們，穿越它們，遠離它們，最后才能抵達更深層的真實，抵達時代的核心困境。這是對作家技術與心態的雙重挑戰。

　　第二點困境，是真實生活的缺乏。

　　我們所耳熟能詳的大部分作家，如莫言、余華、韓少功等等，早年都居住在農村，書寫熟悉的土地。后來，隨著成名成家，他們的生活環境轉移到城市，然而，幾十年過去，作家進入作協、進入大學、進入文學館。城市對他們來說更像是居住環境，而非創作土壤。白領的生活、都市的情感、商業的規律，都是極其陌生而疏離的。

　　而且，很多作家對于城市/鄉村的關系依然是托爾斯泰式的：鄉村的、自然的就是好的，都市的，現代的就是壞的，因為無法客觀平和地去描述他們所處的環境，也無法對他人的生活過度關注和認同。

　　第三點困境，是最艱難，也最無解的，是生活體驗的支離破碎。

　　剛剛談到作家很難書寫城市生活，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中國城市的文明結構還沒有形成。我曾經看過幾個大陸的創作者試圖改變伍迪·艾倫的劇本，伍迪·艾倫筆下中產階級的憂愁，改編之后，變成了小市民的撒潑扯皮，非常糟糕，非常難看。

　　沒有穩固的中產階級，雖然生活在城市，人際關系和倫理還是農村式的，該怎么去書寫？

　　另外，我之前也和朋友討論：為什么書信、詩歌、鄉村，這些就是文學的，微信、電郵、寫字樓就是不文學的？張愛玲貼著現實卻寫男女含蓄的調情，旗袍下露出的腳踝就是文學的，現在人貼著現實寫，陌陌搜一搜附近的人，勾搭，一夜情就是不文學的？

　　我覺得，是因為當下人們的生活體驗變得支離破碎，所有的情感不連續的，所有的表達是單一的，所有的陪伴都是短暫，愛情都是模仿。

　　正如米蘭·昆德拉所寫的：“歷史的加速前進深深改變了個體的存在。過去的幾個世紀，個體的存在從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個歷史時期里進行，如今卻要橫跨兩個時期，有時還更多。盡管過去歷史前進的速度遠遠慢過人的生命，但如今歷史前進的速度卻快得多，歷史奔跑，逃離人類，導致生命的連續性與一致性四分五裂�！�

　　作家如何從瑣碎而毫無美感的生活體驗中，拼湊粘貼出完整的人性，導演出起伏雋永的戲劇、還原出親密的生活方式和情感，這是書寫當下最大的考驗。

　　作家永遠是少數，他們從奢侈中掙脫出來，從幸福中掙脫出來，跳入困境之中，跳入痛苦之中。

　　最后回到演講的開頭，我說寫作，尤其是小說的寫作，或許是少有無法用分析“大數據”去解決的工作�；蛟S，這種結論也是我的癡心妄想，寫作這件事在幾十年之后也許就進化或退化成完全不同的形式。

　　我們總是抱怨一個社會失去了詩意的審美，我們總期待一個時代是文學的、藝術的�；蛟S，這些期待只是一廂情愿的空洞幻覺。一個詩意的時代真的出現過？或許，不曾有過。

　　所以，作家永遠是少數，他們從奢侈中掙脫出來，從幸福中掙脫出來，跳入困境之中，跳入痛苦之中。如同佩索阿的詩：

　　“我將永遠是一個閣樓上的人，

　　我將永遠只是那個有道德的人

　　我將永遠是那個等著在一個沒有門的墻上開門的人，

　　在雞籠里唱著無限之歌的人�！�

　　(本文系作者為香港書展所寫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