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結識的師輩中,《紅樓夢》研究專家、詩人吳世昌先生的經歷比較特殊。他少年失學,當過學徒,后來考上北平燕京大學,苦學成才。1947年遠赴英國牛津大學講學,回國時已是1962年秋天了。我清楚記得,那年9月26日,《文匯報》有醒目的專文報道——《結束在牛津大學的十五年講學生活,吳世昌教授攜眷返回祖國》。其中有這樣的敘述:
廿六日凌晨,從莫斯科開來的國際列車,剛剛在北京站停下,吳世昌教授同他的夫人嚴伯升、女兒就跳下車梯,跑過去拉住迎候在月臺上的詩人卞之琳和物理學家周培源的手,緊緊地握著!僳E英倫,在牛津大學教了十五年書,他和他的家人回到祖國來了。
“看看吧,看看咱們的首都——北京!
當老朋友們提起了這句話,不等吳世昌回答,他的夫人就在一邊輕輕地深情地說:
“要看的,要看的。這一路上,祖國河山原野,哪一幢樓舍,哪一株野花,不是看過了千遍萬遍的呢!”
吳世昌一家人,臨時下榻華僑大廈一個臨街的房間。還是清晨時分,一應起居諸事略為收拾停當后,他就從旅行提包里翻出他的英文版的《紅樓夢探源》來。這時候,何其芳、周汝昌、吳恩裕等朋友接踵來訪,大家問起他歸國后的工作計劃,他說:第一項就是整理有關《紅樓夢》的研究著作;此外,如有時間,還要寫一本《詞學導論》的書。
這篇名家歸國的報道當時很希罕,很新鮮,很搶眼。
我對吳世昌先生歸國新聞感興趣,因為我對他的名字并不陌生。我在南京師范大學讀中文系的時候,老師孫望、吳奔星等教授是他的朋友。吳奔星先生夸他的英語出色,孫望先生夸他的考證功夫扎實。所以,我把《文匯報》的這篇報道剪存了下來,一直保存到今天。
吳世昌歸國時三年困難時期甫過,還沒有完全走出農業連年歉收、農村饑餓、市場蕭條的陰影。副食品供應嚴重短缺,城鎮人口憑著糧票、油票、布票、肉票、豆腐百葉票、橘子蘋果票過活(除布票外農民是不發給票證的)。盡管高中級干部和統戰對象可以多領幾種副食品票證,但是跟倫敦超級市場豐盈的貨品供應相比,是無法同日而語的。朋友們私下議論,吳先生國外有好日子不過,跑回國內,能否過慣這種要啥缺啥的生活?不免替他擔心。再者從學術研究角度而言,國內尚無吳先生的用武之地!都t樓夢》研究,經1954年炮轟胡適、批判俞平伯之后,已經沾滿了政治灰塵,成了一只燙手的山芋,百家爭鳴已經變為一家獨鳴,根本不存在務實、平等,實事求是的學術爭鳴園地了。吳先生歸來不會感到寂寞無聊嗎?
但是,吳先生愉快地踏上了北京月臺,回到祖國的懷抱。他不以祖國的暫時困難為意,誠如他當年在去國飛歐途中吟的一首詞中所說:“過眼方驚鄉國遠,回頭便是重洋隔。待他時拭目展輿圖,新顏色!彼嘈艊視兒,會升起“新顏色”。
記得1976年7月26日,我到北京干面胡同十一號1301室拜謁那天,他對我談的第一個話題就是關于他的去國與歸國的問題。他當年遠赴英國牛津大學講學,有人以為這是中英政府間文化交流計劃之一,他是找門路后被政府當局派遣出國講學的得寵的學者。他嚴肅地對我說這是誤傳,他是英國教育部門直接聘請的,沒有經過中國教育部,而是由英國駐華使館找到了他,知道他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1948年1月他攜家眷到達牛津大學。事情的原委當時同在南京高校任教的孫望先生、唐圭璋先生都知道。
吳先生寓所墻上掛有一字幅,內容是吳先生自擬,請中山大學容庚先生書寫的,我清楚記得是兩句:“學問只如此,真理極平常!焙x深邃,值得涵泳。
二
我與吳先生的交往,還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我接受了講解文天祥《指南錄后序》的教務。我發現學員很喜歡閱讀此文,不時發出低微的感嘆,被民族英雄要力挽狂瀾的拼命精神所感動。我就利用寒暑假時間,將《指南錄》全書作了注釋,后將書稿寄請吳世昌先生教正。他在書稿中寫下訂正意見,是一小張一小張的簽條,至今還保存在我的《文山先生全集》中。
這些簽條,內容涉及方方面面。有的指出典故所在,例如“……當引《孟子·告子下》‘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以明其用典”。有的指出注釋寬泛而不當,例如“①《赴闕》一詩,題已點明所寫。豈能包括‘赴獨松關守衛’‘知臨安府’等內容”。有的指出我的注釋錯誤,與史書相悖,例如“占城,《宋史》卷四八九有傳,乃今越南中部地。稿注云今四川茂縣,乃唐置占州,與占城全然無涉!端问贰り愐酥袀鳌罚骸闹當,宜中欲奉王走占城……至元十九年,大軍伐占城,宜中走暹,后沒于暹!ⅰ畞G下益王先走占城’稍有出入。暹,即暹羅,今泰國!庇械闹赋鲆芟胫`,例如“23榷木教場,《初學記》七引《廣志》:‘獨木之橋曰榷!纱肆x而引申出‘專利’‘專賣’之義,如官府食鹽專賣曰‘榷鹽’,專賣茶葉曰‘榷茶’!墩f郛》十九引《因話錄》:‘榷,獨木舟也,乃專利而不許他往之義!赌窘虉霎敿此芜|金元各在邊境所設的交易市場,時稱‘榷場’者是。教場系軍隊練兵場所!涝,襄陽鄧城鎮、壽春花靨鎮、光州光山縣中渡市皆置榷場,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轄!遄ⅰ赌窘虉觥赌尽癁榈孛,乃臆想之誤!眳鞘啦壬鷼w國后是忙人,但他撥冗為我的《指南錄》注釋稿認真審讀,寫下了數十條寶貴意見,使我的書稿減少了貽笑大方的錯誤,提升了出版質量,我衷心感激他。人生諍友,學問恩師,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的《指南錄》校注本出版后反響不錯,北京大學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蘇州大學古典文學專家錢仲聯師都給過好評,這應該說與吳世昌先生的悉心指導分不開的。讓我抱憾的是,當這本《指南錄》校注本在1993年公開出版的時候,吳世昌先生已經作古。
三
吳世昌先生是《紅樓夢》研究大家。不能否認,國內紅學研究有的較為精深,有的較為細致,有的則偏于繁瑣。這就不便于走出紅學圈子,不便于走出國門,因此這“紅學”在異域顯得冷清。吳先生在英倫時用英文寫作,為紅學走向世界寫了不少文章,擴大紅學在英語國度的影響。在上文提到的那次拜訪中,我坐在吳府紅皮長沙發上聽他娓娓而談,并獲觀其大著《紅樓夢探源》。這是本硬封皮的精裝書,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厚厚的,印象中有《聯共(布)黨史》那么厚(比喻灰舊,不倫不類,但是那時印象就是如此),或許是中國學者的第一部以英文寫作的紅學研究專著吧。我建議他譯成中文出版,他有此愿望。但是苦于沒有時間,只是說待以后得暇再譯述。他曾在信上見告,他寫有一長文,題《我怎樣寫<紅樓夢探源>》。這是一篇了解他學術工作的重要文章。
為寫作本文,我將吳世昌先生四十年前的賜函翻檢出來重讀,眼下只找到六通,可能還有,一時記不起置放何處了。1972年8月28日的賜書,或可為紅學研究增補些鮮活的軼聞。全信抄錄于下。
海發同志:
來信敬悉,深感厚意。
一九六二年在《光明日報》發表的兩個片段,是我回國以前,該報從拙作《我怎樣寫<紅樓夢探源>》一文中摘錄(我的全文最先在一華僑刊物發表)。主席在《光明》讀到拙文后,對康老說,此二段既是“摘錄”,該報必有全文,要康老設法弄來一看,因此報社重新排了全文送給主席。后來舊文化部又把它打印多份,交文藝界討論!缎氯A月報》一九六二年六月號刊載拙作全文(118-127頁),您如有興趣,可向圖書館借來閱,并請批評。
我回國后,又曾根據新出現的材料寫過一些文章,刊在上海的《中華文史論叢》第六輯,北京《文史》第四期,香港《文藝世紀》(中國新聞社組稿)等刊物,前兩種有單印本,日內檢出寄上請教。
至于《紅樓夢探源》一書,回國后本想把它寫成中文本,因忙于搞新出的材料及其他事務,沒有來得及搞完,不久又有文化大革命,一切暫停,故目下尚無中文本。目下我又有別的任務,研究《紅樓夢》的工作又暫時放下,至早要到明年才有可能重理舊業。敬復。
此致敬禮
吳世昌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北京
一篇見解獨到的論文,引起了國家首腦的矚目與牽掛,作為當事人,作為學者教授,作為知識分子的作者,自會產生一種莫大的榮譽感、成就感,在那個百家不鳴的時勢下,他心底會涌起莫名的知遇之感。吳先生敘說此事,盡管筆調從容淡定,也難以掩飾他的感恩心情。但是,“文化大革命”敲起的階級斗爭鑼鼓,到他為我寫此信時已經持續六年之久,作為一位珍惜寸陰、熱愛學術的學者,不能不感到厭煩了!耙磺袝和!,區區四字,透露了他內心的微詞與無奈。這種情況,怕是1962年9月26日踏上寬敞新型的北京車站月臺時,長于學術、短于政治的吳先生想不到的。
四
1976年1月,吳先生回復我一封信,內容也很豐富:
海發同志:
來函早悉,事冗未能早復為歉。您所問各點,簡答如下:
1、您說曹雪芹“詩格高古”這話很對,但您又問為何與《石頭記》中的詩迥異。這不奇怪,因《石頭記》中詩的“作者”是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其情調豈能與中年男子相同?小說中人物的詩應該和他們或她們的對話相應,小孩子作“格調高古”的詩就不真實了,這正是曹在第一回中批評了的“環婢開口,之乎者也”的壞習慣,作者當然要避免,其實一個作者要描繪小說中小兒女的口氣比直寫自己的話(例如為朋友題詩)困難得多。
2、發現曹逸詩的人把此詩抄去給周汝昌,周不在家,他留下了詩,卻沒有留下姓名地址,所以無法查核是誰。
3、吳奔星先生四十年代也在桂林教書,我那時是桂林師范學院國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因此相識。湘桂失守(1944年)后他去貴州,我到重慶,以后即沒有相見,如見請代問好。
4、《紅樓夢探源》的中文本屢譯屢輟,我初回國時因忙于整理新發現的紅樓材料,擱置譯事。最近有人催我,現正繼續此事,但我同時兼任文化部的《紅樓夢》版本整理小組顧問及外文出版局的《紅樓夢》英文譯本顧問,再加本單位的工作,所以較忙;不能全力從事譯書,進行甚慢。以后若能譯成出版,當再奉聞。
5、關于宋江詞(不是詩)中的“爪牙”,因上句說到“猛虎臥荒丘”,所以照文字本身講是對的!白ρ馈弊魑涑冀,來源甚古,最初見于《詩經·小雅·祁父》:祁父,予王之爪牙。因上文為“王”,則“王之爪牙”當然是武臣了。與宋江詞意不同。
6、我以前寫過舊詩詞,最早的在三十年代,和現在的情調不同了。六十年代在香港印過一個詩詞存稿;貒蟛怀W。一九六四年《詩刊》五月號發表過我兩首詩,F附寄近作詞一首,請批評。匆匆,即致
敬禮
世昌手復
1976年1月9日
信中提到的“曹雪芹逸詩”即《題琵琶行傳奇》,最早出現于一九七三年,是一首七律:
唾壺崩剝慨當慷,月荻江楓滿畫堂。
紅粉真堪傳栩栩,淥樽那靳感茫茫。
西軒鼓板心猶壯,北浦琵琶韻未荒。
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
這是不是曹雪芹的佚詩,發現之日即生爭論。詩中尾聯確是曹詩的佚句,但全詩已不復存在,這是毫無疑問的。吳世昌在第一時間撰文肯定此詩為曹雪芹之作。不久周汝昌先生撰文說,詩是他湊合而成的,引起一片嘩然。吳世昌認為周汝昌在撒謊,認為周做不出這么老到、成熟、天衣無縫的好詩,論作者則非曹雪芹莫屬;不信的話,請周汝昌再做一首給大家看看。此后周汝昌先生沒有續詩的下文,這首所謂曹氏逸詩成為紅學界的一樁懸案。我關心此道,請益吳先生,他談了上述意見。
五
吳世昌先生不僅是紅學家,還是詩詞作家,如果說前者反映了他學術砥礪的一個層面,那么后者則記錄了他的風雨人生,審美理想,時代感懷,道德性情。他談起詩詞創作經驗時說,一要多讀(古人詩詞),二要多寫多加推敲,三是盡量少用典故。他常有詩情涌動,即使在八年抗戰的顛沛流離生活中,詩神繆斯也會在午夜夢回之際敲他的門,有時他筆不在手,就用燃燒后的火柴頭寫詩。1963年他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羅音室詩詞存稿》一冊,其中《玉樓春》(明珠難系流光住)小序有此記載。1976年7月我到北京造訪吳府時,吳先生將這本詩詞集贈我,書名用篆體字,吳先生自署。這部《存稿》收錄他三十年代以后的文學創作。書中包括《自序》一篇,詩作三十九題,詞作四十五題,《詞跋》一篇,附錄散文三章以及《文跋》一篇。全書豎行排印,不用標點符號。散文篇章不作分段,行文系通俗文言,不算古奧,閱覽不難。
我拜訪吳先生時已著手寫作一部二十世紀中國詩詞史。獲贈《羅音室詩詞存稿》,無疑讓我發現了一位出色的學者詩人。我因唐山大地震匆匆離京,回去后向吳世昌先生索要有助于理解他的詩詞作品的筆記、文稿、日記之類。他回我一信如下:
海發同志:
此次您來京,得和您相識,深以為幸,可惜因地震您匆匆回去,未能多談為憾。
卅一日尊函,系由北京轉到。我們因北京有續震,經組織同意,遷地避震,因有親戚在此,故于二日晚離京,次早九時許到鄭州,來時只攜換洗衣服,輕裝上車。希望不久北京情況好轉,即可回去。
我在牛津因一切生活、工作、“交通工具”是英語,所以不大有心情寫詩詞,也因忙,無暇及此,也沒有留下隨筆日記之類。資本主義國家那種計算分秒的工作效率,非農業社會人民所能想象,絕無余暇作隨筆日記,除非退休了寫回憶錄之類。
您問起《紅樓夢》十二回末“贈銀”應否作“賻”,我手頭無參考書可查,大概是長輩送小輩喪禮,只能說“贈”,“賻”字太客氣了。匆匆。致
敬禮
世昌手復
1976年8月9日
雖然缺少參考資料,我還是認真諷誦了他的羅音室詩詞之作,包括他歸國后在報刊發表的新作。吳先生在八年抗日戰爭時期歷經艱難,氣節不移。談到自己的詩詞時,他這樣說:“值國勢之危殆,宜有愴惻之音,留陳跡于鴻爪,未刪閑情之賦……抑在當時,亦唯直抒胸臆,自寫郁陶,初無意于流傳!彼說明了抗戰期間詩詞所作無多的原因:“湘桂之敗,旅巢再覆,挈婦擔雛,裹糧徒步,跋山涉水,數百余里,圖書長物,委棄道路。八年困戰,不遑寧處,生計既劣,此事漸廢!北M管如此,他還是留下了《對月一首,有感而賦》、《詠史》、《沁園春》(開卷長吟)、《減字木蘭花》(文章誤我)、《鷓鴣天》(謀國年年)等詩詞作品,從浩歌中寄托金甌破缺之憂懷,燕巢危幕之傷心,哀鴻遍野之無奈。除此之外,他的詩詞還有另一面,記錄他在戰時顛沛流離生活中的樂觀情懷,而且出語不失自嘲、幽默趣味,例如《戲題小照》等?上н@另一面在歸國之后的詩詞中已經淡出了。
我根據自己的膚淺體會,在拙著《二十世紀中國詩詞史稿》中,為吳世昌先生寫一專節,題《長城腳下放歌》,論述了他對故國的感情,對民主自由新中國的憧憬。吳先生雖不是詩歌的大家,但可以算是二十世紀詩詞名家。
吳世昌先生1986年8月31日病逝,享年七十八歲。當時我寫有一文發表,不足以表達我痛失恩師之情于萬一。吳先生在《千秋歲》(七十自述)中說:“半生勞碌,不解知難退”,他一生勤謹,知難而上,這詞句很能反映他道德與事業的特點,讓我就以此句當本文的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