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隨筆與口述歷史——“永仁人文隨筆叢書”序(陳墨)

　　《杖藜拾青》：湯世杰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眼太低，目光太短，山川形勝非登高遠望不可領略。

　　我心尤淺，情緒尤浮，文史精神不靜沉深思難得品嘗。

　　這算是副對聯。前一句是作家湯世杰《山川仁德》一文的開頭，平實而精彩，下一行是我憋的。以此開頭，因我喜與湯世杰“作對”，也因這話與本文相關。

　　湯世杰要我為這套叢書寫序，談談人文隨筆創作與口述歷史工作的關系。這些年，作者一直在云南大地上行吟，出版過長卷散文和隨筆集《殉情之都》《靈息吹拂》等。我對作者充滿敬意，敬他行走的謙恭、傾聽的虔誠、冥想的寂寞、耕耘的精細，以及對大地、生命和文化的那一份摯愛癡情。70歲的作者，繼續《杖藜拾青》，與萬利書的《硯邊墨痕》、后亞萍的《繡娘秘語》組成“永仁人文隨筆叢書”。

　　口述歷史是人類歷史記憶的源頭。古希臘的《荷馬史詩》、藏族的《格薩爾王》等，即從口傳而來�，F代口述歷史1948年開始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彌補正式檔案文獻的不足，為歷史提供更多細節與質感。歐洲史學年鑒學派影響下的口述歷史運動，將范圍擴大，既采訪要人、名人及其社會生活公共記憶，也采訪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的個人記憶，目的是讓“無聲的大多數”發出聲音，把歷史書寫權交還給人民。我們想再進一步，提出人類個體記憶庫概念，為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積累大數據�；�于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這夢想不僅可能，而且可行。當然它不能一蹴而就，只有做的人多了，假以時日，才能積涓滴小流，成浩瀚江海。

　　人文隨筆與口述歷史，差異明顯。前者是文學，歸藝術；后者是史料，歸學術。前者采風，雖也要與人對話，但還要觀察天地山川，思索自然與人類的關聯；也要翻閱古籍，與文獻對話；更要打開心扉，與自己對話，讓思想在現實、歷史、哲學和美學的多維世界中自由飛翔。而后者，只是采訪人和受訪人的對話。前者是文學家的獨立創作，觀察及采訪都只是創作素材。如這套書的三位作者走遍了永仁所有鄉鎮，采訪了50余人，做了5393分鐘的錄音，但成型文本是文學家感受和思考后的生動轉述。而后者須盡量保持訪談的原有形態。

　　人文隨筆和口述歷史間，當然也有相通處。地域人文隨筆創作的第一環節，是實地采風；而采風，正是現代口述歷史的重要源頭。在采風過程中，少不了要與當地居民對話、傾聽并記錄，而這也正是現代口述歷史工作的關鍵。如此，二者或可共享一些經驗和規則：

　　一是不把采訪對象僅僅當成信息工具，而要當做生命主體。惟先知人，才能觀風、論世、談文化。二是盡可能問得廣一點、深一點。個人是文化造物、歷史傳承者、社會關系結點，若采風人或采訪人有更多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知識，即能作更深層次的交流，獲得更真且更具原生態價值的信息。其三，最好能將采訪錄音歸檔保存。在人文采風，它是一份證據；在口述歷史，它是檔案本身。更重要的是，任何個體記憶，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資源。

　　在更深的層面，人文隨筆和口述歷史還有更大的同一性：二者都是廣義的文化工作，都要不斷激活傳統記憶，都要深入人群并活躍當代文化生活，都在為抵抗人類精神荒漠化盡其綿薄之力。萬利書的《永仁旁注》一文寫道：永仁歷史和文化是大塊文章，需要隨筆作者作富有想象力和創造性的“旁注”。史家唐德剛采訪記錄的《胡適口述自傳》中，也有豐富而精彩的旁注，以至有“先看唐批，再讀胡說”之言�？梢姛o論采風創作還是采訪實錄，都是在采集、創造并記錄生命文化信息，豐富人類記憶庫。

　　湯世杰說：有人煙的地方就有文化。這是至理箴言。人是社會化產物，無人不被文化所化，文化在人類的生活中。生活中的飲食男女、衣食住行、勞作歌哭、節慶嬉鬧及欲望夢想，是文化的日常景觀與本真之相。永仁人文隨筆所記，正是永仁地域文化的藝術證詞。當來自邊疆山野的清風，吹散眼前俗世的浮塵，澄澈心空中飄來鄉愁味道，感動之余，總有人心會：作者不僅在引領我們閱讀永仁，更在不斷指向山巒高處、人文深處。

　　400年前，徐霞客曾在中國大地行走，腳印綴成《徐霞客游記》。在當時，只怕沒幾人關注這興致勃勃又孤獨寂寞的旅人。而今，徐霞客的生命信息穿透悠悠數百年時光，變得字字珠璣，似乎步步生蓮，你會想到什么呢？

　　(此文為該叢書序言，編發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