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人的友誼——記梅娘與趙樹理(董大中)

　　梅娘，今天的讀者可能生疏，但在七十年前，這卻是一個響當當的名字。1942年，北平的馬增德書店和上海的宇宙風書店聯合發起“讀者喜愛的女作家”的調查，結果，南方的張愛玲和北方的梅娘同時中選，從此文壇上出現了“南玲北梅”之說。那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環境特殊，他們只能像壓在石板底下的小草一樣曲折地生長，既不能跟后來成為中國文學主流的的根據地文學相比較，也無法追蹤大后方文學的腳步，而梅娘，由于自身和家庭情況特殊，命運比張愛玲凄慘得多。因此，在多少年里，梅娘的名字消失了，梅娘本人也受盡屈辱，不然，她的創作何以只有青年時代的那一些？

　　梅娘，本姓孫，名嘉瑞，梅娘是她的筆名。祖籍山東，1920年生于海參崴。17歲開始發表作品，早年曾去日本留學，上神戶女大。從日本回國以后，在敵占區文藝界很是活躍。梅娘在上海魯迅經常光顧的內山書店認識了一位北京青年，名叫柳龍光，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梅娘違背家人的意志，跟柳龍光相戀、結婚，并因此斷絕了跟家庭的聯系。柳龍光也是位作家，辦過文學雜志。他又是抗日積極分子，同情共產黨，營救過陷入困境的共產黨員，又曾以日本記者身份為新四軍采買過藥品，受到陳毅的表彰。1948年，柳龍光接受共產黨負責人劉仁(“文革”前長期擔任北京市委書記)的指派，赴臺灣從事秘密工作，在第二次赴臺途中，輪船失事，不幸遇難。梅娘積極支持丈夫的革命活動。丈夫犧牲后，臺北的臺灣大學請她擔任教授，主講日本文學，她拒絕了，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亦請她任教，她也拒絕了，她決心在共產黨領導下為人民工作。她帶著孩子回到北京，找到劉仁。趙樹理到北京以后，于1949年10月15日辦起了北京市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接著創辦了《說說唱唱》雜志。劉仁照顧到梅娘的興趣和愛好，把她安排到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在《說說唱唱》雜志社當了一名編輯。這樣，梅娘和趙樹理到了一起。

　　梅娘和趙樹理，是人生經歷和政治面貌截然相反的兩種人。一個是來自根據地被稱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最好的大作家，一個是在偽滿洲國文壇成名、在日本統治下的北平“發紅”的女作家。梅娘雖然受到劉仁等黨的負責人的照料和愛護，但她的經歷和身份總是受到周圍人們的懷疑。梅娘在給筆者信中說，她一踏進《說說唱唱》的大門，就感受到了一種異樣的氛圍，人們不信任她，懷疑她，只有一個人與眾不同，那人就是趙樹理。趙樹理是熱情接待她的，把她稱為同志�！巴�志”這個字眼，在剛解放的那個年代，具有強烈的政治內涵和身份認定，直到上世紀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我所看到的文章和老同志的信件中，他們在說到自己的朋友時，絕不會忘記在名字后邊加上“同志”二字，就是對其革命歷史的肯定，如不這樣，會給人留下那些朋友已被開除“革命隊伍”之外的印象。趙樹理以“同志”待梅娘，始終如一，使梅娘感激莫名，終身不忘。

　　梅娘的“政治面貌”終究不為組織和領導所相信，1952年初，梅娘“被下放”了，那可能是“下放”這個詞的最早運用。梅娘“被下放”到哪里？巧得很，她“被下放”的地方，是趙樹理很熟悉的一個地方——山西省平順縣郭玉恩所在的村子。梅娘的丈夫死后，留下三個孩子，最大的女兒柳青這時候也只有十幾歲，負起了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梅娘獨自一個人，跋山涉水，來到太行山深處，找到那個村子，住到青年婦女夏景的家里。那時候山西正辦農業合作社試驗，全省十個試點社，其中就有郭玉恩領導的農業社。趙樹理為了了解山西農業合作社試點情況，來到這個村。在這個偏僻小山村，梅娘和趙樹理兩種身份截然不同的人又見面了。夏景家的一間屋里，放著一口白木棺材，那是為老人準備的。這種東西，年輕人見到，都會有一種陰森森的感覺。梅娘這年剛過三十歲，正當年輕，自然感到害怕，第一夜在院子里坐著，不敢睡覺。趙樹理聽說后，找到梅娘，再三解釋，為她壯膽。趙樹理又領梅娘在村子轉悠，讓她跟各方人士見面、相識，介紹這個地區的民情風俗，打消她的孤獨感和清高習氣，讓她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跟當地老百姓生活打成一片。讓梅娘特別感動的，是趙樹理在政治上、人格上對她的尊重。直到90年代，梅娘又一次告訴我：“我和趙樹理在山西平順縣郭玉恩社時，只要是公開場合，他總是鄭重其事地稱我同志。我當時是帶著‘被改造’的歉仄去體驗生活的，被他那樣的老同志叫做同志，似乎一切不平等的感覺都消失了。我們在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時，同樣是革命老區來的人，我就怕跟××相對，他那無聲的優越，常常使我非常的不自在，甚至有時會想，我們這樣的人，是不是不該侈談革命？當然，這些早已是歷史了。我之所以聯想及此，從你的文章中，我感到了趙樹理對我們這些人的情誼�！�

　　趙樹理的關懷、愛護和平等相待，使梅娘感到趙樹理是真正的好人，他們的關系是“同事加同志”，具有雙重的意義。

　　梅娘終究逃脫不掉無產階級專政拳頭的懲罰，不久，另一個“被”降臨到她的頭上——她“被捕”了，罪名是“日本特務嫌疑”，關到了監牢里。雖然沒有證據，可是也沒有根據解除嫌疑，只好關著。從進入牢獄起，梅娘就“被”——第三個“被”——分配做一件大事，搞翻譯，譯作的版權不屬于個人，而是屬于那個被高墻圍起來的機構，出版后用一個虛擬的名字——“博苑”。博者，“北”之諧音也，博苑，就是北苑，監獄所在地。她翻譯了什么，我問過，印象中有文藝作品，更有經濟學方面的著作——好像是蘇聯人寫的《政治經濟學》。當然不是她一個人干，而是許多人，她分工用日語�？�。這種寫作職業，恐怕是世間少有吧。后來，她雖然被放出來了，可是失去了職業，失去了工資，失去了生活來源，更使她痛心的，是失去了二女兒和男孩子。在“文革”中，當年受讀者歡迎的“北梅”是以給人當保姆為生的，而雇傭她的人，有一個是一度大名鼎鼎的張中行先生。只是她改換了名字，長時期里張中行并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我后來寫過一篇對張中行學術散文有所訾議的文章，梅娘問我要不要給張中行先生寄去，或你們見見面，我說不用。

　　梅娘生命的春天，是在“文革”以后。黨提出實事求是，落實政策，梅娘到農業電影制片廠當了編導。趙樹理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梅娘所無法想象的。梅娘忘不掉趙樹理對她的關懷和愛護，忘不掉趙樹理平等待人的態度，對趙樹理的磨難，她有更多的悲痛和傷心。大約80年代中期，梅娘女士偶然看到日本釜屋修先生所著《中國的光榮與悲慘》，便想為這個“另一種人”的朋友做點事，于是想到翻譯。她最早的一篇譯文，發表在中國文聯辦的《文藝界通訊》上，那是趙樹理評傳中的一章。

　　正是趙樹理，把我跟梅娘女士聯系了起來。那時我辦《批評家》。釜屋修先生的《中國的光榮與悲慘——評傳趙樹理》出版后，我及時看到，曾想請人譯出，總找不到好譯手。大約從《文藝界通訊》上看到梅娘的譯文后，我想法打聽到她的通信地址，向她提出了翻譯的要求。我手邊所存梅娘最早給我的信，是1987年12月15日寫的，說：“您的信使我非常高興，特別是知道您早有譯趙之評傳的動意。解放初期與趙樹理同志的相處，至今如在眼前，譯趙評傳，是我的心愿，能發表幾段也很不錯了。按您的要求，先將其中的九、十兩章奉上，請審核�！辈椤杜�評家》，1988年第二期《國外理論批評界》欄刊有署名孫家瑞翻譯的《趙樹理評傳》第十章《為農民讀者》，即是梅娘所寄來者。

　　這以后，我跟梅娘的書信來往多了。我到北京辦事，幾次順便去看望梅娘。梅娘向我敘述了她一生的重大經歷和所受的苦難，特別說了她跟趙樹理的友情。那時大陸有一家不太重要的刊物發表過一篇《一個女作家的一生》的文章，是對梅娘的全面介紹。梅娘給我復印了一份。我又從其他渠道搜尋梅娘的材料。后來寫了《“南玲北梅”的“梅”》的長文，在上�！段膮R讀書周報》發表�！段膮R讀書周報》是發行量很大的一種讀書報紙，在讀書人中影響比較大。此后，梅娘廣為人知。據說，張愛玲看到我的文章后大為不滿，質疑“南玲北梅”說法的來歷，似乎覺得把梅娘的名字跟她擺在一起，有損她的尊嚴和高大。她不想想，梅娘在成名之后遭遇到多么巨大的厄運，哪像她，一生都在寫作，而且后來得到高人的評點和推崇。

　　趙樹理是我跟梅娘的媒介，也是梅娘跟釜屋修先生的媒介。1993年，釜屋修先生作為駒澤大學的一位資深教授，有機會在北京大學講學，我告訴他，翻譯過他那本書幾章的梅娘女士就住在白石橋路，跟他所在的北京大學不遠。釜屋修急于見到梅娘。收到我的信后，他立即前往“農影宿舍”拜訪。兩人見面，非常高興。釜屋修先生隨后來太原看我，說到他跟梅娘女士見面情景，仍然掩不住內心的喜悅。

　　正如梅娘第一封信中所說，我“早有譯趙之評傳的動意”。我這一“動意”，90年代后期，進入實施階段，我跟梅娘的通信也以這一時期為最多，所談，都跟翻譯這本書有關。梅娘的信，幾乎每一次都說到為趙樹理評傳翻譯是她最大的心愿，是她對趙樹理友情的報償，無論多么辛苦她都愿意忍受。1996年的一封信中說：“這三章短短的譯文，竟拖了兩個多月，我真的十分不好意思，只能求知音者理解了。這三章中的情節，對我們中國讀者來說，是再熟悉也不過的了。但是，作為日本的漢學家，釜屋不知涉獵了多少典籍，才深入淺出地描繪了一個中國作家的生活歷程。這顯示了日本人的治學文風，也顯示了釜屋對趙樹理的一片友情。把釜屋的書完整地介紹給趙樹理的愛讀者，是釜屋的喜悅，更是我的安慰。能為長者趙樹理做點什么，這是我的幸福�！�

　　梅娘翻譯釜屋修先生有關趙樹理的論著，還有一事。1986年在太原舉行趙樹理誕生八十周年紀念大會暨第二次趙樹理學術討論會，釜屋修先生前來參加，他帶來一篇《趙樹理和伊藤永之介》的論文，受到賈植芳等中國學者的高度贊賞。釜屋這篇文章只是把兩人的文學做了比較，而且含有兩人并沒有見面的意思。釜屋回國以后，繼續搜集資料，竟然發現兩人曾經見過面，而且談過話，趙樹理還在伊藤永之介遞過來的紙片上寫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題詞，釜屋說他從未有過這樣的高興。我得到伊藤永之介的文章后，寄請梅娘翻譯。梅娘于1988年6月譯出。梅娘說：“伊文記述的觀感多于同趙的相會(相會部分僅三百字)，觀感已是昨日黃花，作為史料并不合適�！庇终f：“伊文較有風趣，斟酌之余，用了一些北京口語，如能與釜屋的‘比較’一文同時發表，或許值得一看�！绷硪环庑耪f：“伊藤文，旨在述懷，其實與趙樹理關系不多，只發寫趙一節，在‘趙樹理研究’上作為補白，似更合適。其他幾節作為日本人寫中國的散文，倒是不錯�！币虼诉@篇譯文就沒有用。釜屋修先生見到新的資料后，受到啟發，把他原來的那篇文章做了擴充，幾乎可以當作一本小冊子，我把這視作釜屋修在趙樹理研究上的重大貢獻之一�！囤w樹理研究文集》下卷收入了此文的譯稿。在準備出版釜屋修的趙樹理評傳時，我跟梅娘商量，把這篇文章加進去，作為附錄，請她另行翻譯。梅娘最后給我的譯稿，是釜屋先前寫的《伊藤永之介與趙樹理——兩個農民作家》。

　　梅娘女士對趙樹理友情的珍惜和愛護，我一直記在心里。1992年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在北京舉行成立大會，我請她參加，她早早就到了會場。1996年，由中國趙樹理研究會跟中國作家協會、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聯合舉行趙樹理誕生九十周年紀念大會，她也參加了，并做了熱情的發言。

　　梅娘女士為報答趙樹理對她的尊重和愛護，前后近二十年把她一部分寶貴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翻譯日本學者所寫有關趙樹理的論著上。這種精神，令人欽佩。她的認真勁兒，實干勁兒，值得贊賞�，F在梅娘女士遽爾走了，我想，對趙樹理，她應該感到無憾。趙樹理對得起梅娘這另一種朋友，梅娘也對得起趙樹理這位革命作家的杰出代表。我感到對不起這位女作家的，是梅娘曾寄給我一個中篇小說稿，托我找刊物發表，我沒有完成任務。

　　我跟梅娘女士的交往，是一般的交往。真正值得懷念和追憶的交往，是梅娘女士和趙樹理兩種具有不同政治面貌人物的交往，那是可歌可泣的。

　　(本文寫于2013年6月，未曾發表。本報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