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昆蟲記》(馬林霄蘿)

法布爾的《昆蟲記》譽滿全球，中文譯本琳瑯滿目，啟發無數讀者。

　　《昆蟲記》是法國昆蟲學家法布爾嘔心瀝血、花了幾乎一生的時間創作的，具體時代大約是在1850到1880年間。期間，隨著工業革命的進行，各 國工業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自然科學在多個領域取得了輝煌成就。 《昆蟲記》 ，就誕生在這樣一個經濟與科學共同蓬勃的時代，誕生在人類即將邁進新世紀大門并將迎來生態學時代的緊要關頭。它算是一個奇跡：由人類杰出的代表法布爾與自 然界眾多的平凡子民——昆蟲，共同譜寫的一部生命樂章。從社會歷史批評的角度來解釋這本書，或許會有新的啟發。但我認為，從這個角度來重新閱讀這部作品， 它的價值遠遠沒有得到足夠評估，這是一部永遠解讀不盡的書。

　　在19世紀之前，歷史僅僅是人類活動的記載。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然在歷史中的地位逐漸得到歷史學家的關注。美國著名環境史學家唐納德·沃斯特在18世紀這個“理性的時代”探尋到了生態學的兩大傳統，生態學一直圍繞著這兩大傳統發展。

　　一是以吉爾伯特·懷特為代表的對待自然的“阿卡狄亞式態度” ，具體表現為對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方式的贊美。吉爾伯特·懷特一直在倡導人們恢復到一種與其他有機體和平共存的狀態。這是一種人對自然的原始、樸素的感情。

　　二是理性的帝國傳統。唐納德·沃斯特認為這源于基督教的教義：人類是上帝的愛子，自然是上帝給人類的恩賜，同時也向科學“奉獻了一幅機械化和技 術化了的自然側面” 。這一傳統的代表希望通過理性的實踐和艱苦的勞動，建立人對自然的統治。生態學在他們看來是征服生物世界的有力工具。

　　而法布爾身上體現的精神無疑是前者。

　　工業革命開始后，各國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對環境的破壞也日益嚴重。如19世紀的巴黎塞納河污染厲害：工業化的發展、人口的跳躍增加、城市排 污系統的缺乏，導致巴黎日常用水很不干凈。這個時期也沒有建立大規模的用水凈化和供應系統。法布爾作為一名具有人文情懷的科學工作者，很早就注意到這一 點，并為此憂心痛切。法布爾在書中寫到：“巴黎……令人生畏的垃圾……早晚要成為那座特大城市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人們甚至產生這樣的疑慮：照此下去，會不 會在某一天，土壤中的腐敗物質已達到飽和程度，臭氣散發出來，將那光明的中心熄滅。 ”在環境問題引起世界各國首腦們關注的今天，我們不能不佩服法布爾的遠見。

　　《昆蟲記》中，法布爾勾畫出生命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由香到臭又由臭到香的過程。他這樣盛贊“食糞蟲的工業” ：“昆蟲埋藏了小糞塊，日后將有一簇禾本植物因此而長得油綠油綠。一只綿羊經過這里，將這青草叼剪而去。結果，羊的后腿長肉了……食糞昆蟲的工業，最終轉 換成我們餐叉上的一口鮮美的肉。 ”他認為，人類與其生活的自然環境是相互依存的。參與生物界與無機環境之間相互轉化的，除了人類，還有昆蟲、綠色植物和食草動物等。自然界在這些生命各就 各位的工作中，有條不紊地保持著自身平衡。地球上一切生物的生存發展犬牙交錯，構成一個既矛盾又協調的整體。這也是一個非常先進而且深刻的理念。

　　書中飽含了作者對弱者、被傷害與被剝奪者的同情，充滿了對強權霸權、壓迫者和剝削者的鞭笞和抨擊。對蟬和螞蟻關系的翻案就是一個例子。長期以 來，人們通過寓言以為，蟬夏天好吃懶做，到了冬天又奴顏婢膝地向螞蟻乞求食物，而螞蟻是勤勞正直的化身。然而，事實真相恰恰相反。法布爾觀察發現：其實是 螞蟻強奪了蟬的樹汁井，最終乞求食物的是螞蟻，而那“樂于與受苦者分享利益的”是在傳說中一直被視為反面教材的蟬。法布爾對被誤解的蟬懷有極大的同情和鐘 愛——他為弱勢群體鳴不平，情感的天平總是向卑賤者一方傾斜。

　　作品在描寫埋糞蟲時，也包含同樣的情感。埋糞蟲是昆蟲中的“清潔工” ，它們將人畜的糞便埋入地下供子女食用，保持了環境的清潔。而人類作為“這持之以恒的凈化工作的主要受益者” ，不僅不感激，反而向它們投去輕蔑的目光，甚至“用民眾俗語給它們起了種種難聽的名字” �！斑@仿佛成了一條規律：做好事的，到頭來要受鄙視，背上臭名，挨石頭砸，被腳后跟碾得粉身碎骨�！�…輔助人類工作，卻無一不遭到同樣的悲慘下場。 ”法布爾總是由昆蟲世界推及人類社會，這也是當時弱肉強食——弱者被欺壓凌辱，強者反倒飛揚跋扈的社會現實的反映。

　　法布爾對飛蠅掠奪隧蜂的描寫，更是牽涉到當今世界的主題：和平與發展。飛蠅密謀進入隧蜂的巢穴，將卵產在隧蜂的巢里，導致隧蜂卵死亡，而自己則 家族興旺。對此，他寫了一段意味深刻的話：“如果上面講述的只是某種特殊情況，我們可以不去重視它：多一只少一只隧蜂，對世界的平衡無足輕重。然而太遺憾 了！以各種名目從事掠奪，已經成為蕓蕓眾生之間的既成法則……占有特殊地位的人類自身，本應超脫這些災難；卻不料在他身上，野獸的貪婪欲望竟表現到了無以 復加的地步。為了更有效地掠奪，人類創造了戰爭這種能將人大規模殺死的藝術” ；“邪惡只要一蔓延成大勢，可能就變成不治之癥了。瞻望未來生活，叫人不寒而栗。 ”

　　法布爾在一個世紀之前的憂慮，恰恰成了當今世界的隱患。在這點上，一個昆蟲學家的悲憫和急于牟取暴利的貪婪者的瘋狂有著云泥之別。為了戰爭，人 們制造了能使生命遭到屠殺式毀滅的武器：原子彈、核武器、生化武器……這些就是人類對于“戰爭藝術”的偉大發明。從古至今，但凡偉大的科學家都對人類的前 途和命運懷著深切的關注和憂慮。二戰期間，兩顆原子彈爆炸，死傷無數。后來曾有人問愛因斯坦：第三次世界大戰人們將會使用何種武器？愛因斯坦回答：第三次 世界大戰使用什么武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人們使用的武器是石頭。愛因斯坦顯然預見到，第三次世界大戰原子彈將會到處亂飛，我們的星球將 遭到空前的巨創甚至是毀滅，從而回到茹毛飲血的蠻荒時代。法布爾擁有的，不只是一個科學家熱愛探索的特質，更具有諸神般悲天憫人的遠見和博大胸懷。

　　1970年，第一個“地球日”慶�；顒拥拈_始，標志著“生態學時代”的到來。全球變暖，海平面升高，臭氧空洞不斷擴大，意味著人們在新時代面臨 重重危機。這使得生態學被賦予了更多的使命。生態學在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后，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進入了史學家的視野。歷史學家對生態學的思考和研究，給 人與自然共同的歷史——環境史打上了生態學意識的印記，同時為審視生態學發展提供了歷史學視角。

　　而這些理論都被一個出身普通的法國農民法布爾提前預料到了。他花費了一生在自己的“荒石園”里挖出一個世界，為昆蟲世界歌唱，也為人類社會哀 嘆。他是“昆蟲世界的荷馬” ，可在現實生活中一直極其艱難—— “前半生一貧如洗，后半生勉強溫飽” ，還常常要忍受教育、科學界權威們的種種漠視和偏見。到了晚年，他被法國文學界推薦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遺憾的是，當諾貝爾獎委員會還沒來得及做最后決 議的時候，他便與世長辭了。

　　法布爾，比那些獲得了諾貝爾獎的作家更讓人懷念：他與他熱愛的昆蟲，一起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