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關于德行的寓言小說(李星)

——劉醒龍《蟠虺》的一種解讀

　　無論是從介入并服務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廣度和深度來說，還是從一位文學名家在創作中以謙恭態度對類型化、大眾化、通俗化文學的學習和借鑒來說，劉醒龍的《蟠虺》(原載《人民文學》雜志2014年第4期，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都是不應被忽視的。

　　“蟠”是盤曲狀，色如蚯蚓的多足小蟲，“虺”是毒蛇和有毒的小蟲�！豆茏印芬粫鴮⑺�或它們與龍聯系起來，說“上察于天，下極于地，蟠滿九州”，這應該是早期“龍圖騰”的起源之一。在《蟠虺》中，它是上世紀在湖北隨州楚墓出土的曾侯乙尊盤外雕飾的基本構成元素。在曾侯乙尊盤得而復失、失而復得的離奇案件中，這個以真為假的構件起了重要作用。

　　一件堪稱國寶重器的文物丟失的重大案件及其偵破過程，是《蟠虺》的基本情節鏈。劉醒龍在這個偵破模式的舊瓶中，裝進了對當今中國社會從權力到政治、從思想到學術層面的思考和感悟，揭示了“德行”對于個人與社會、學術與政治的重要作用和深遠意義，寄寓了重大的現實和時代內涵。

　　與一般文物案件不同，這個重大國寶丟失案件的偵破主角，是楚學領域的幾位頂尖專家及關心他們的親屬和社會各界朋友，其中甚至有曾經的挖墓大盜。而對破案進行嚴重干擾的，卻是企圖借國寶沽名釣譽的權力人物，以及為他們服務的文物掮客和維護自己學術地位的個別學者。于是，這樁持續了二十余年的文物大案，被演化為權力與學術、國家安全與專業良知的漫長博弈，成為德行與權術、良知與背叛、光榮與黑暗的角力。國寶重器被賦予了遠遠超過它歷史文化價值的象征意義，而尋找它所經歷的種種撲朔迷離的過程，也就成為了一部思想文化和學者人格的長篇寓言。如果說此前作家這樣的敏感，或許會被認為是一種空穴來風的想象力過剩的話，那么在今天，隨著某些位高權重的官員們重大貪腐案件細節的紛紛披露，作者所傳達的社會政治、文化和學術界的亂象與黑暗，就是在直面當下現實問題，有著居安思危的深重憂患。

　　小說中，事件的主導者曾本之是楚學研究泰斗級的人物。作者在他身上有著超出單純學術品質和人格精神之外的深刻寄寓。他憑借自己的專業成就，登上了曾侯乙青銅文物研究的頂峰，并成為許多后學人物的晉身之階。書中的文化廳副廳長，后來又成為地位顯赫的青銅器研究院長的鄭雄，正是依靠他的“學生”兼“女婿”身份，并以維護、保衛他的地位之名義，而得到這一切，并受到政界人物的青睞。然而慶幸的是，曾本之并沒有被蒙蔽，不僅最早發現了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被盜，清理了門戶，而且公開承認了關乎自己學術生命的學術觀點是靠不住的。之所以在與自己觀點不同的同輩專家郝嘉死后的二十年中隱而不發，只是他已經自覺而勇敢地承擔了找回真品國寶的重大使命和學術責任。他的人格精神高貴，無私無畏，擁有知識分子的學術良心。得道多助，與他為了一個共同使命并肩戰斗的，還有被逼自殺的郝嘉及他的兒子郝文章，老學者馬躍之及女兒曾小安，學生萬乙，警察沙璐，妻子安靜等。就連已在獄中的文物大盜何向東及他的妻子華姐，在知道了“老省長”、熊達世等人偷盜國家青銅重器的重大陰謀后，也幡然悔悟，為真寶的回歸而全力以赴。曾本之成為了在國家司法力量之外的護寶領軍人物和民間、學界的行動核心。小說將曾本之塑造為一個兼有政治家的敏感、偵探家的縝密、預言家的神秘、決策者的行動力和學界良知的多項全能的角色，盡管其中或許會有違生活真實之處，但在這部寓言體文本所虛構的世界中，又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

　　寓言這種以虛構的故事說理喻事的文學言說方式，源遠流長，在近現代更成為一種經典迭出的小說文體。除此之外，《蟠虺》還對偵探類型小說形式有所借鑒。一件國寶重器的得而失、失而歸，凝聚了作家對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學術、學人品格及權力與學術的諸多感悟與思考，焦灼與吶喊，在權力、政治、學術、文化這些當代社會熱點之外，更深入地觸及了學人及政治家品格這個常常被遮蔽的深層問題，并且塑造了坦蕩無私、惟誠惟真、敬業愛國的幾代學人形象。曾侯乙尊盤這樣的國寶重器在小說中更是一種功業與德行的象征，天造地設，唯有德者配之，這是劉醒龍通過《蟠虺》所傳達的重要社會及人生感悟。曾本之終于獲得真器，這個功業也正是在將“院士”這個頭銜徹底放下，公開承認“脫蠟法”是錯誤之后的人格和德行境界的提升。

　　人非生而知之，作家是在不斷地閱歷和寫作實踐中生長成為參天大樹的，賈平凹、余華、莫言是這樣，劉醒龍也是這樣，從小說《蟠虺》中我就揣摩到了他心靈境界的成長軌跡。另外，《蟠虺》還表明，文學切入現實，表現自己時代的成長與進步，思考與痛苦的方式也是多式多樣的。這正是劉醒龍所給予今天的人們和當今中國文學的兩點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