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屏障　保持沃壤(金宇澄)

　　漫畫 　　徐鵬飛

　　方言是“天生天化”的語言，是具有地域基因的語言史，遵循時空自有的規律，它們總是在緩慢變化，呈現一種自然的、血液的聯系，生動而活潑

　　普通話利國利民，打通方言屏障，好處不用多言，但普通話本身，也是以方言為基礎。1955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召集各地各業人士207人，投票確定普通話，前3位結果如下：北京官話(以北京官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52票；西南官話(以西南官話為基礎方言、以成都語音為標準音)，51票；吳語(以吳語為基礎方言、以蘇州或上海語音為標準音)，46票。

　　票數產生想象，仿佛我們也可能會以西南官話、吳語語音蘇州上海話為“標準音”，講這一類“普通話”，又會是怎樣神情——可見對普通話的信賴，我們已根深蒂固。

　　普通話教育了幾代人，如今走進每一座城市，普通話清晰可聞，如沐春風，溝通相當方便，但同時也等于我們面對統一色彩的高樓城市，多少會減弱地域區分的獨特印象。

　　我曾在東北生活多年，很能辨別東北口音，哪怕一絲一毫的流露。我的感受是，如果普通話繼續前行，方言理應也繼續再退，那么在后幾代人們的聽覺中，至少對于語音的細微敏感度，不會再有識別能力和種種心得了。

　　普通話與方言的條件和狀態，很不一樣。普通話“以北京方言為基礎”，注明音標，基本是定型了的“人為”語言；方言則是“天生天化”的，是地域基因的語言史，時空自存的規律，它們總是在緩慢變化，呈現一種自然的、血液的聯系，生動而活潑。

　　方言變動的例子是，一上海人如果到國外生活20年，回到上海一開口，人人覺得，他講的已經是“老式”上海話了。普通話在同等條件下，應該保持嚴謹的原貌。

　　外人初到上海，以前必學上海話，等于我們去廣東謀生，必學粵語。固有的戶籍制度，使人口的自然流動靜止了30年。到上世紀90年代，上海刷新開埠后的最高統計數字——千萬計的新上海人來到這座城市，大量管理干部奉調這座城市，大量知識分子來上海工作，在統一普通話教育的大背景下，面對陌生的上海方言，他們最自然真誠的反應就是“請你講普通話”。極其合理的條件反射，因為普通話教育已深入人心。對于滬方言的維護者，卻也反映出更嚴重的擔憂。其實在上海的市民層面，滬語的生命力仍然旺盛，賣菜的，裝修的，快遞員，開小店的外來人，上海話都學得那么好，在他們看來，掌握滬方言，依然是生活之必需。

　　在文學范疇中，普通話、方言、翻譯腔的語言，呈現復雜的樣態�！拔逅摹焙蟀自捫≌f，推崇口語，舊文人稱為“活文字”，可提供最新養料，最有氣象，常變常新。20世紀30年代，各地作家聚居上海，當年所謂“國語”的影響，不如日后普通話的一致，當年上海的南北作家應該是用母語(各地方言)的寫作思維，形成了文字特征，也就是所謂的“民國”文學味道。

　　之后的文學寫作，是母語與非母語的換位，尤其是非北方語系的作者，敘事思維都歸到了普通話背景，趨同統一的語言范式，作者的母語(方言)思維，改換為第二語言的思維，改由普通話做主，比如江南方言的句式和韻味特征，也就逐漸流失。北方方言背景的作者，因與普通話出自同一語系，獲得空前自由，尤其北京本土作者，呈現了得天獨厚的優勢，因此北方方言的文本表達，足可以到達淋漓盡致，登峰造極的奇境。

　　譯本語言，即翻譯腔的二手語言，同樣影響到幾代作者的語言選擇。五四后翻譯著作逐漸增多，譯風經由文言方式，“民國”的方式，逐漸變化到今日的普通話與洋腔雜糅的方式。因為當下譯本的大量出版，加之譯者單一的普通話教育背景，如此反復熏陶強調，使得 80、90后作者可以寫出與譯本同等語態的小說。

　　對于文學語言的理想要求，理論界有很多的說法，“文學對語言造成影響”“文學開拓了語言”“作家必須創造自己的語言”“語詞的音樂感”“大民族語言的小民族化”“生成過程中的句法”“讓句法超越極限”“迫使語言脫離它的軌道”……

　　普希金在《歐根·奧尼金》里竟然說，他從來不喜歡沒有文法錯誤的俄語，猶如“我不愛無笑的芳唇”。

　　這種說法有些極端，但在推廣標準普通話的前提下，怎樣保護好方言的生氣活潑，從而為我們的文化提供豐富營養，的確需要我們具備既有原則又靈活彈性的大語言觀。

　　“語言是存在之家”，它不是外在于人的“工具”，而是人須臾不可離的家園。百多年來的中國，從白話文運動到推廣普通話和簡化字，從豎排右起的毛筆書法到電腦打印的標準字體，從講求合轍押韻惜字如金到不拘平上去入下筆動輒百萬言的網絡小說，中國語言文字的面貌已經發生了千年未有的巨大變遷。如何看待母語與外來語，怎樣協調語言的規范性與豐富性，怎樣發掘傳統語言的精髓等等，總之，今天的我們該如何認識我們的語言？

　　——編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