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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溫度的家族史(林月白)

    http://www.jchcpp.cn 2014年06月26日10:50 來源:海南日報 林月白

    王道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4年4月

    合肥張家四姐妹
    嚴歌苓 著(新版) 作家出版社 2014年6月
    蔣藍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年3月

      讀書會

    家風、家族史這幾年成為大眾的關注話題,是源于社會轉型時期所面臨的問題陡然增多的情況下,我們該何去何從。這種歷史區別于個人史,更著重于社會背景的挖掘,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對傳統文化有所反思。通過對家族史的關注,或許能讓我們為歷史的進退找到更多的原因。

    誠然,在對歷史的考察時,我們需要多方面思考,以不同的視覺打量,如此才能更好地看清楚歷史的走向。而這預示著人類社會的命運,其實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行走在“三峽”當中,家族如此,人生如此,歷史也就有了更多的高低起伏了。

      流動的斯文

    對合肥張家四姐妹的關注,常常是著眼于個人的發展,在同樣的歷史背景下綻放出的燦爛。但為何會出現這種狀況?似乎較少有人去做進一步探索。這或許在我們對歷史的斷代史只截取一個片面有關。

    最近,作家王道以《流動的斯文:合肥張家記事》對晚清官宦張家數代人進行掃描式關注,從合肥龍門巷到蘇州九如巷,再現了合肥張家百年來的歷史變遷,百年 斯文存續脈絡及世家之和韻流風,讀之一一浮現。最有特色的是,張家“和”字輩,尤其見證了時代的巨變和中國傳統仕宦階級進入現代滄桑歷史!皬埣宜奶m”, 在中國近代史上知名度僅次于宋家三姐妹,被稱為“最后的大家閨秀”。

    合肥張家起家于抗擊太平軍,晚清重臣張樹聲的登場,到樂益女中校主張冀牖,再到創辦了家庭雜志《水》的張家姐弟,在動蕩的歷史中,他們始終保持著開放的 心態,在相對封閉思想的時代,從合肥出走,與其說是在探索個人命運,不如說是在謀求家族更大的發展。之所以說,這是流動的斯文,就在于其所提供的是對傳統 文化的傳承。歷史的復雜性就在于它不是一個線性發展,而是受歷史演進過程中,有著眾多的波折,每一步的選擇,都決定了未來的走向。

    對地方紳士而言,在動蕩年代,一是退守到保護家族的價值,但這種方式使家族逐漸式微;一是追逐時代風氣和潮流,求學讀書,家風在這種時候顯得尤為重要,因此,也較為容易傳承家族的價值。這不同的選項,是家族氣度和價值觀的判斷,也是對傳統文化的認知相關。

    唐友耕的傳奇

    曾任晚清四川提督的唐友耕歷史稱得上是傳奇,少年時,他為父報仇犯下人命,16歲投入藍大順之農民軍。但因為一次奇怪的變故,在敘府叛投清軍。因善用 “農民軍那套”來對付農民軍,1863,率兵圍剿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于大渡河畔擒石達開。四川作家蔣藍在《一個晚清提督的蹤跡史》中聚焦唐友耕家族,在 緊跟歷史的發展潮流時,表現出的是持續對文化的熱愛,對發展地方經濟、文化也有著舉足輕重的貢獻,只是在今天看來,這種家族演變,更像是一段歷史的插曲, 較少為后人記得。

    也許是源于四川地方文化 經過戰亂的破壞,曾國藩、駱秉章總督幕府軍師黃彭年、李慶云等先后設立書局,纂集案牘,以保存國故;王闿運入主成都尊經書院后,蜀學開始復興,傳播新式學 術理念的書局也逐步在成都涌現。蔣藍認為,唐友耕涉足圖書業,顯然是受到了這兩股風氣的左右。

    在其后的歷史上,唐友耕的六子唐百川(鴻學)和九子唐少波陸續介入到圖書領域。唐少波的兒子唐建伯、孫子唐孟桓在四川文化界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唐孟桓就 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結識眾多演藝界名人。他曾經提供成都東丁字街的房子和資金積極支持地下黨負責人車耀先創辦《大聲周刊》。1949年之后任中學教師, 直至退休?v觀這個家族在四川的發展史,不難發現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其所走的路徑頗為曲折。

    同為抗擊太平軍,改變了命運的兩個家族,在歷史的洪流中所選擇的道路看似相似,卻也暗含了對時局的判斷。

     未來的家族史

    家族史是斷代史,也是文化史。有意思的是,海外女性作家如嚴歌苓的《陸犯焉識》、張翎的《陣痛》也廣受關注。前者以“陸焉識”這樣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形 象,凝結了近百年來中國社會歷史的變遷。后者是一部以家族中三代母親不同尋常的情感和孕育經歷為藍本的史詩敘事。這不同的視覺讓我們看到了家族史的流變和 可能性。

    家族史所反映的是在相同的歷史背景下,因相處的地域差異,可能就造就了不同家族的命運,但在中國近現代史中,一個家族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延續數代的情況甚為少見。這固然跟近百年的時局動蕩相關,也跟家族時代選擇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對不同的家族歷史進行探索、挖掘的同時,我們所應看到的不應該局限于某一家族史的變遷,而是其對地方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從這個意義上看,家族衍變所承 擔的也有歷史責任在內。不過,在當下探討家族史的可能性,對未來社會的發展也不無意義,誠如人文學者梁永安所認為的那樣:家族史應該關注“中國近現代一個 家族如何瓦解、如何分化,以及在這些豐富復雜的歷史過程中我們的道德、文化、倫理和價值觀念發生的變化”。隨著人口與家庭的演變,已是很難有家族以群體的 形象出現,并給以社會以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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