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當代作品審美價值的挖掘與闡發(劉克寬)

　　從本質意義和審美特性上講，文學在文化的社會功能形態中屬于既具普適性又具感召力與影響力的部分，它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仡櫄v史，無論是文學的遠傳統還是近傳統，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脈顯現，其中既具有時代的局限性，也具有值得今天積極吸取借鑒的精髓。因此，發揮優秀傳統文化作用，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必須加強對優秀文學傳統的挖掘與闡發，使之成為促進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推動力。

　　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學批評，大多遵奉著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指導觀念，對其作品形態、藝術形象和審美特征的分析闡發，往往緊密圍繞著有益于主流意識形態觀念的求解與論證來進行。如果說當時的作家在創作實踐上還始終存在著文學緊密地服務政治和文學真實地反映生活這兩者之間的矛盾的話，那么批評家在選擇能夠代表主流文學話語權的作品時，卻基本上都是立足于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指導理念，進行原則性篩選和審美內容的提純與凈化的。換個角度說，被主流批評推薦闡發的文學作品，在對生活的復雜性反映與主觀性描寫方面，已經與原初的文本存在著較大的差別。

　　進入新時期之后，隨著文藝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文學直接服務于政治的思想得到了糾正。鄧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會的祝詞中提出了“文學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指導思想，為后來確立“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基本方針奠定了基礎，促進了文學在價值觀念上的根本性轉變。然而由于受政治上撥亂反正潮流的裹挾，文學批評在很多時候依然沒能徹底擺脫政治思維的先決性判定習慣。從作品描寫的內容出發進而判定整個文學的文本價值，在實際上形成了以鮮明的政治思維模式簡單地去認定復雜的文學形態、人物形象的批評風氣，這不但有違于文學批評的規律，更重要的是很容易誤導對文學所描寫的歷史階段缺乏真正了解而又不曾閱讀過作品的青年人。從這個角度上說，我們的文學批評在職責上是存在著嚴重缺失的。

　　從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上來認識文學和研究文學，本身沒有什么錯，但說到底這還只是角度之一。按照馬克思主義有關美學的歷史的批評原則，批評主體在當代美學視野和思想原則的基礎上，必須結合作品產生的歷史環境和條件，綜合分析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對作家創作的影響，在此前提下，更為重要的是必須通過文本中的人物和生活現象的描寫，探求作品中的社會人生所蘊含的文化傾向和文化意義，也即我們平時所說的思想內涵。而處于主導地位、對作品思想藝術品格起根本支配和支撐作用的思想文化觀念，也就是文本所體現出來的核心價值觀，作為蘊含在作品最深層的審美質素，是需要經過細致而認真的審美分析才能真正得出來的。

　　僅從外部的單一的政治視角去判定文學，很容易將復雜的文學批評簡單化、庸俗化。只有立足于文化自身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的特征上，超越單一的政治思維層面而進入文化價值的研判視界，才能真正認識到，無論哪一個時期的文學創作，從文化意義上來說都是一種傳統資源，只有對其深入地挖掘和闡發，從開放發展的角度，發現其中的精髓、吸取其精華，促進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與創造性發展，才能使之有益于時代核心價值觀的構建與培育，進而使文學真正發揮它的潛移默化提升心靈的社會作用。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學，由于政治路線影響所形成的自身復雜性，就更需要文學批評與研究發揮這方面的功能。

　　毋庸諱言，十七年文學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傳統的文以載道思想，被納入到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時代要求之中，從整體上影響著作家的創作傾向與審美意識。從文學價值觀的層面上，引導著創作的時代規范及語言，從而形成了政治決定論的一體化發展趨勢。當然，一些受到五四精神洗禮的作家，也在某些時候形成過創作上的異例與反例，然而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的清理，那些游離于一體化之外的文學現象，經過一次次思想上的打擊甚而組織上的處理，大多不得不先后偃旗息鼓。然而文學創作畢竟是創作主體在對生活體驗基礎上的一種能動性反映，所以，大批的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在一體化所規序的主流文學的常規范式之中，還是積極而充分地發揮著文學體裁的個性化優勢，創作了一大批歌頌時代精神，表現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崇尚時代美好品德甚而人情人性的作品。無論是散文、詩歌、戲劇、小說等等，立足于今天的審美視角上分析，都不乏影響深遠的時代精品。

　　在小說創作中，當時的很多作家，發揮親身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優勢，創作了一大批反映革命歷史斗爭的作品，塑造了一個又一個革命英雄人物。像《保衛延安》《紅日》《鐵道游擊隊》《林海雪原》《黎明的河邊》等等，這其中無論是通過宏大歷史戰爭場面的描寫來反映敵我力量的消長變化，還是通過戰爭中傳奇式片斷的描寫來反映孤膽英雄的超人品質與思想忠誠，人們都能夠從那個時代的宏大敘事所形成的藝術氛圍中，感受到動人的時代品德與英雄豪情。雖然受時代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作家們在個體形象的塑造中，采取了偏于政治化、抽象化的英雄敘事風格，將個人情感元素壓縮到了最低限度，但是讀者依然能夠從他們那種俠肝義膽的傳奇經歷和英勇無畏、不怕犧牲的行為選擇中，領略與透視到蘊含在英雄主義浪漫描述中的民族大義、愛國情懷以及關鍵時刻勇于舍己為人的團體意識。從英雄悲壯的犧牲與奉獻中，人們感受到的，是人的精神、價值和尊嚴，由此升華形成的，是一種民族自尊、自信與自豪情緒，這一切作為強大的正能量，都是我們培育和發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應汲取的積極成分。

　　描寫現實題材的作品，以反映農業合作化內容的創作影響最大，像趙樹理的《三里灣》、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柳青的《創業史》等等。進入歷史新時期之后，由于對合作化后期的教訓進行了總結，使人們對這些作品的認識變得空前復雜化，包括一些文學批評與研究，也往往拿中央文件作標尺，從題材上對這類作品進行先決性地審美價值否定。以柳青的《創業史》為例，作為十七年現實題材的代表作，一直都引起過不小的分歧與爭議。然而如果我們不局限于作品所描寫的農業合作化的批評視角，將文學批評的坐標點提升到歷史文化的高度，就一定能夠發現，作家的文學價值觀始終是圍繞著人的社會價值、自我價值與時代價值來進行展現的。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梁生寶，是一個具有時代價值追求的先進人物，作家正是在強調傳統美德作為人物行為基礎的同時，著意描寫了黨的教育和扶持的典型環境之于人物成長的關鍵作用。換個角度說，梁生寶的人生價值追求較早地被時代所喚醒，他那種兢兢業業、毫不任性的“唯恐讓黨錯寵愛了自己”的政治責任意識，那種勤奮操勞、穩重做事、謹慎做人的“唯恐辜負了互助組員們信任”的重情義守誠信的民本思想等等，都充分體現了一種勇于擔當而又敢于負責的傳統文化美德，這一美德所含在的傳統文化因素，在今天依然體現著時代意義。包括作品所描寫的轉變人物梁三老漢，當年之所以引起爭議，焦點則在于有人認為他是書中寫的最豐滿最具吸引力的人物，在審美的意義上超過了主要人物梁生寶。在那個英雄至上的年代，這種觀點自然引起了爭論。然而如果從文學的審美價值上來認識，這應該是正常的文學現象。從審美價值觀的層面上分析，梁三老漢之所以具備文學的感染力，關鍵還是在于作家對這一人物的描寫，超越了作品的農業合作化題材的拘囿，而上升到了人本的高度。梁三老漢與繼子梁生寶的矛盾，歸根結蒂還是如何擺脫窮困以生活得有地位有尊嚴的自我選擇所體現的矛盾�！秳摌I史》第一部最后，互助合作取得了成功，當梁三老漢穿著全套的新棉襖新棉褲，提著一斤豆油，莊嚴地走過莊稼漢人群的時候，讀者自然會想到作品里那句點睛之筆的議論：人活在世上最貴重的是什么，還不是人的尊嚴嗎？！按照馬斯洛心理學對人的需要論來分析，梁三老漢這一形象，應該是達到了文學創作的真正的“人學”的認識和理解水平。在藝術上超越了政治和社會經濟層面的單一判定，而深入到了人物本體價值的追求。作品形象而深刻地展現出了人物一步步終于懂得了真正的“人的尊嚴”的艱難歷程，雖然痛苦而曲折，卻深刻而積極。梁三老漢在創家立業追求人生尊嚴的選擇上，所表現出的執拗、頑固，與梁生寶不斷改造自我、不斷在自我反省中提升對時代發展的領悟與理解的自覺性，從作家對人物塑造所把握的文學價值觀上分析，所體現出來的審美意義是一致的。在今天看來，人物形象所體現出來的審美品格也是可貴積極的。作為十七年文學所創造的成功藝術形象，其審美過程所體現出的傳統文化精髓，對于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很強的借鑒與促進意義。

　　從事物發展的不可逆規律來認識，文學創作的傳統應該是一個不斷汲取過去的精髓進行創造性轉化與發展的過程。因此，在十七年文學的創作中，必然包含著在繼承傳統中體現民族當代意識和當代精神的審美追求。作家梁斌在談到自己創作的時候曾說過：所謂民族化，不是一個單純的創作形式和技法問題，它實質上是一個作家對生活的民族審美形態的最高表現�！都t旗譜》之所以能夠以獨創的民族氣魄享譽文壇，按照作家自己的說法，首先是在思想內容上努力的。創作中將冀中一帶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作為構思的底色，注重從豐富的革命斗爭歷史中提煉能夠體現時代精神的因素。像朱老鞏大鬧柳樹林、朱老明三告馮老蘭等歷史故事的敘述，就極富民族色彩地反映了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傳統英雄品質，以此作為主要人物的性格形成基礎，進一步展示后來的反割頭稅斗爭、保定二師學潮斗爭等等，就具備了高度的藝術真實性與感染力。特別是書中對舊時代農民朱老忠的成長發展的藝術描寫，作家在鮮明的階級性描寫中所滲透出的對民族性優秀品格的認定，讓我們從人物豪爽、俠義、守誠信、講義氣的精神品格中，既看到了“出水才見兩腿泥”的堅毅勇敢、不懈奮斗的民族韌性，也看到了“為朋友兩肋插刀”的正直、慷慨與仗義，還有他善于吸納時代精神而與時俱進所帶來的種種藝術情節與細節，都能讓人感受到，在人物身上體現出的民族傳統優秀文化浸潤的色彩，表露出的中國農民傳統英雄性格的精髓，仍然具有一定的審美上的廣度與深度。

　　談到文學的審美傳統，十七年強調最多的自然是民族化。然而如果真正超越修辭學和語義學的形而上的理解，就會認識到，民族化觀念的內含里，體現著創作主體立足于自我的民族平臺上，與其他民族在交流互補中達到超越性發展的潛在追求。以十七年的代表性詩人郭小川、賀敬之為例，他們創作中所蘊含的對社會生活重大主題和人生哲理的思考，是形成詩歌抒情與哲理完美交融的基礎，也充分體現著那個時代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無論是賀敬之通過明麗畫面與生動形象抒寫贊美時代精神，還是郭小川以詠物抒懷、借景抒情來展示時代的心靈品格，都體現著明顯的繼承借鑒、優化調整的創作過程，其中通過民族風格所凸顯出的時代精神和審美價值，作為傳統文化精髓，至今依然生發著較強的感召力。

　　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地創新。這方面，老舍的《茶館》可謂十七年戲劇創作的成功范例。在繼承古代美學傳統的基礎上，借鑒小說美學關于人物描寫的審美優長，使話劇這一外來形式灌注進更多民族的審美因素。通過避實擊虛的構思手法，從一個生活的小側面透露出時代政治的大信息；追求言近旨豐的臺詞藝術，使人物形象體現出空前的歷史深度與時代廣度。通過社會一隅的俗常生活現象，揭示鮮明的政治主題，這是十七年文學范式規序下的機智創新。正因此，它雖然有時也遭到過冷落，甚而某些層面上的批評，但終究是靠藝術審美上的靈敏聰慧而免遭滅頂之災的厄運，一直在當代戲劇領域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不論是從文學自身的發展，還是從繼承傳統文化精髓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角度，當代十七年文學中都蘊含著優秀的傳統文化精華，值得我們進一步去認真地挖掘與闡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