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少兒出版社自去年起推出一套“歐美當代經典文庫”,整個文庫規模很大,共有50余種。時間跨度也不小,幾位19世紀末出生的作者也被收入囊 中——可見這里的“當代”是用以區別于“古代”的概念,它包含了通常意義上的“近代”或“現代”。這樣一套書的陸續出版,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將近20年 前,在我的理論書稿《兒童文學的三大母題》首次付印出版時,就曾暗想,如果有一套內容豐富多彩的世界兒童文學的翻譯作品集能同時問世,如果讀者在讀這本理 論書時,可以不斷從譯作中找到相關的作品及體驗,那該有多好!不是說要用作品來證明自己理論的正確,而是可以通過這樣的書引發更多讀者、研究者和愛好者的 共同思考。中國從來就有“左圖右史”之說,這可指圖與史的對讀,也可引申為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互補,閱讀作品與理論思考的互參。所以,借此重提我的一些 粗淺的思考,無非就是拋磚引玉的意思。
在《兒童文學的三大母題》中,我把兒童文學大致分為“愛的母題”、“頑童的母題”與“自然的母題”,這樣就可發現,各個種類的、差異極大的兒童 文學作品,其實是具有同等合法性的,它們會從不同角度幫助不同年齡的兒童獲取審美感受,體驗世界和人生,并得到文學的樂趣。而此前,我們的眼光是非常局限 的,不習慣于將各類作品盡收眼底,因而常有人理直氣壯地排斥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創作。這里,“愛的母題”體現了成人對兒童的視角,“頑童的母題”體現了兒 童對成人的視角,“自然的母題”則是兒童與成人共同的面向無限廣闊的大自然的視角。在“愛的母題”中又分出“母愛型”與“父愛型”兩類,前者是指那些對于 幼兒的溫馨朦朧的愛的傳遞,如《白雪公主》《睡美人》《小紅帽》等早期童話都屬此類,從這里找不到多少教育性,甚至故事編得也不嚴密,但世代流傳,廣受歡 迎,各國的母親和兒童都喜歡;后者則是指那些相對較為嚴肅的兒童文學,它們要幫助孩子逐步認識體驗真實的世界和嚴峻的人生,所謂“教育性”更多地體現在這 類作品中。但真正好的“父愛型”作品也必須是審美的,它們讓兒童在審美中自然地引發對自己人生的思考,而不應有說教的成分——它們仍應像上好的水果,而不 應像治病的藥。
我欣喜地看到,在河北少兒社的這套“經典文庫”中,“三大母題”都有豐滿的體現,一眼望去,滿目燦爛,應接不暇。這里既有《小熊溫尼普》《哎呀 疼醫生》《風先生和雨太太》《蜜蜂瑪亞歷險記》《小袋鼠和它的朋友們》等“母愛型”作品,也有《表》《野丫頭凱蒂》《瘋狂麥基》《老人與!返取案笎坌汀 作品;更有《阿麗思漫游奇境記》《小飛俠》《馬戲小子》《傻瓜城》《列那狐》等頑童型作品;還有《黎達動物故事》《我所知道的野生動物》《狗狗日記》等合 于“自然母題”的佳作。有些作品可以說是不同母題的結合,如翻譯家李士勛先生新譯的《魑蝠小子》四部曲,細致生動地刻畫了吸血蝙蝠的特性,卻又加入了合理 地改造這種動物的構思和設想,這就在“自然的母題”基礎上添入了“父愛型”的內容,使其具有了一點近乎“科幻”的成分,這是很有趣的文學現象。
這套書中有很多是舊譯新版,如魯迅先生的《表》、趙元任先生的《阿麗思漫游奇境記》、鄭振鐸先生的《列那狐》、顧均正先生的《風先生和雨太太》 等,有的問世已整整90年。一個譯本能有這么大的生命力,堪稱奇跡,這也許只在兒童文學翻譯中才會出現。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古今中外的童心,是無遠弗 屆,處處相通的。這套大書中收入的大量精彩新譯也讓人百讀不厭,它們既吸引尚不識字的幼童,也會使80歲的老人為之著迷。剛剛譯畢的德國作家邦瑟爾斯的 《蜜蜂瑪亞歷險記》,初版于1912年,距今已100多年了,在德國和世界各地,3歲的孩子入睡前常會要父母給他們念一段這個小蜜蜂的故事;可是據熟悉此 書的朋友介紹,愛讀這本童話的成年人,一點不比兒童少。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海明威的《老人與!,本來不是給孩子寫的,現在奉獻給少年讀者,同樣非常合 適。肖毛先生重譯的西頓的動物小說合集《我所知道的野生動物》,一直被當作兒童文學精品印行,但它其實也是寫給成人看的。這說明了什么?我以為,這恰好證 明了一點:真正第一流的兒童文學,應該是兒童喜歡,成人也喜歡的;它們在兒童文學里是一流精品,拿到成人文學里去比一下,毫無疑問,應該還是一流!如果一 部作品孩子看著喜歡,成人一看就覺得虛假造作粗劣無趣,它的價值就十分可疑。同樣,一部作品在兒童文學領域聽到了一點好話,拿到成人文學中去一比就顯得水 平低下,如還要說這是精品,就很難服人。當然這里要排除成人的一些偏見,比如兒童書一定要“有用”,要能馬上幫助孩子改正缺點,等等,就都屬于不合理的要 求。排除了這些久已有之的偏見,成人的藝術修養、審美能力、辨別能力等,肯定都在孩子之上。所以請成人在替孩子買書時自己也讀一讀,這是有道理的,也有益 于成人和孩子間的交流。
還有一點需要補說的,是為什么在完成《兒童文學的三大母題》時,我想到的可與之對讀的是一套優秀翻譯作品集,而不是一套中國原創作品集?那是因 為,當年(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作家的兒童文學創作,還不足以證明兒童文學的確存在這樣三大母題,它們應具有同樣的合法性。如前所說,那時強調更多的恰 恰還是“有用”,即有“教育意義”——這些作品中的佼佼者或可歸入“父愛型”的母題中去,但兒童文學怎能只有這“半個母題”?這不太單調了嗎?所以我才會 投入這樣的研究。我研究中所參照的,正是全世界的我所能看到的最好的兒童文學,F在,中國兒童文學已有長足的發展,但閱讀和參照最優秀的世界兒童文學精 品,仍是我們的必修課,并且是終身必修的美好課程。對于兒童讀者來說,大量的優秀譯作更是他們所渴望和急需的,F在評論界和出版界似有一種傾向,即為保護 和推動國內作家的創作,總想能限制一下對外國作品的引進,以便將地盤留給本土作品。我以為這是很沒志氣的想法。當年魯迅先生極端重視翻譯,他甚至認為翻譯 比創作還重要,他把好的譯者比作古希臘神話中為人類“竊火”的普羅米修斯,有了火種,人類才會發展到今天。這一比喻在兒童文學界也同樣適用,舉例而言,上 世紀70年代末,如沒有任溶溶先生一氣譯出8種林格倫的“頑童型”作品(包括《長襪子皮皮》《小飛人》等),中國兒童文學會那么快地發展到今天嗎?所以, 到了今天,我們的兒童文學創作仍需向世界一流作品看齊,我們的佳作還不夠多,問題仍然不少,因此,魯迅的比喻仍沒過時,F在很多論文中常會出現“先進文 化”的概念,世界最優秀的兒童文學毫無疑問就是先進文化的某一重要方面,只有在先進的文化充分引進之后,本土文化與這樣的文化有了充分的交融和碰撞,本土 文化才會得以提升并具有同樣的先進性。如把先進文化關在門外,以此保護本土文化,那本土文化就不可能發展。所以,為了中國一代一代的孩子,也為了中國兒童 文學的今天和明天,必須有更多的翻譯家和出版家,把眼光投向最好的兒童文學,不管它們出于哪個國度,我們都應盡快“拿來”。我愿把最美的花朵獻給這樣的翻 譯家和出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