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感即歷史感(劉大先)

　　■主持人的話

　　如果脫離了總體性，我們是否還有討論“現 實”的可能？這個命題在西方的理論家那里已經得到了詳盡的理論演繹，決斷者如阿多諾，他拒絕盧卡奇的總體，說那是不可抵達的。但吊詭的是，如果缺乏這樣一 種“總體性”的背景和視野，“現實”似乎也就戲劇性地消失了。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討論“現實”——尤其是文學意義上的現實的時候——似乎必然包含了某種 總體的訴求：歷史、當下、經驗、邏輯。當這一切被我們的作家有意無意地排斥或者“去政治化”時，寫作的病灶就生成了。好吧，且看下面的文章。

　　——特約主持人  楊慶祥

　　現實感即歷史感

　　□劉大先

　　希臘神話中，坦塔洛斯烹殺了自己的兒子，然后邀請眾神赴宴，以考驗他們是否真的通曉一切。眾神發覺后震怒，懲罰他站在沒頸的水池里，當口渴想喝 水時，水就退去；他的頭上有果樹，肚子餓想吃果子時，卻摘不到果子，永遠忍受饑渴的折磨。據說他頭上還懸著一塊巨石，隨時可以落下來把他砸死，因此永遠處 在恐懼之中。

　　這個故事常被解讀為不能測試神，如果放到文學寫作中，它同時也可以被視為一個關于“真實”的寓言：那些有著現實關懷的作品總是試圖追求真實，或 者事實層面，或者心理層面，或者邏輯層面，或者情感層面，然而這種嘗試是一種僭越，是非全知全能的個體所能實現的，終歸受制于經驗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寫作 者最終會陷入到坦塔洛斯之罰的困境中，永遠在接近的企圖中功虧一簣。它比柏拉圖的“洞穴”隱喻更體貼地顯示了文學表述與真實之間的關系。我們在《搜神記》 和《聊齋志異》中，也能讀到當某個機緣巧合與神妖鬼怪發生關聯的凡人，在追究后者的真相時，往往得到的只是后者杳如黃鶴后余下的悵然。

　　絕對真實的不可得，令對真實的主觀認知即現實感，成為文學表述的關鍵。當代中國小說與現實之間的關系一直綢繆糾葛，以再現、表現、象征、寓言、 架空等方式騰挪輾轉、銳意翻新，然而在近年表達現實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尷尬的情形：那些領受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和21世紀上半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遺產的作家面臨經驗的貧乏，或者將經歷誤作為經驗，或者在體驗中產生年代謬誤而對當下缺乏敏感性，在寫作中無謂地消耗自己在之前寫作中積累起來的名望，生 產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現實關懷”的作品。而另一些作家的問題可能在于，他們很大程度上無法擺脫前輩們設定的寫作范式，盡管刻意尖新出奇，卻易于進入到已經 被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所命名的模式之中。中國當下現實的錯綜復雜，已經遠不是魔幻現實主義或者80年代的先鋒實驗所能刻繪的。更年輕一代的作家先天地在經歷 上缺乏優勢，但這并不構成必然的寫作劣勢，因為他們的生活終歸是現實一種，問題在于如何從既有的體驗中進行富有現實感的提煉。

　　當然，以上只是概括性的印象，任何一種代際寫作中總有反例，下面我將結合晚近的作家作品對當下寫作的現實感做一些分析。

　　首先是缺乏盧卡契意義上的總體性，零星的片段結綴簡化了現實。余華飽受爭議的《第七天》就是這種籠而統之的代表，它讓現實成為一系列戲劇化場景 的疊加，因為帶著濃重的情緒偏向，所以在抽象而零散的事件中并沒有營造出某種現實的荒誕感——盡管荒誕可能是籠罩在一切之上的當代現實——而將現實化約成 了極端的社會新聞式段子，它能夠迅速引發獵奇和同情式的觀感，但很難讓一個嚴肅的讀者滿足。這種輕佻的做法讓小說在生活的水平面上撲打出喧囂的水花，就像 一只在池塘上點水的蜻蜓，無法沉潛到深處，而水花則很容易在短暫的漣漪之后恢復平靜，你永遠也別指望通過水花窺測水下底部真實的情形。

　　支離破碎的現實或者被段子替代了的現實，顯示了作家的不負責任和懶惰，他們原本被期望可能會帶來的具有個人特色的超越性思考付之闕如，而毫不自 重地將自己等同于的士司機和晚報記者的觀察水準。他們并沒有影響到普通讀者對待社會的態度、看待事物的方式，而是相反，他們隨波逐流，被一般的輿論影響， 并且在自己的寫作中以最省力的方式迎合了公眾的情緒。這種文本是一個沒有方向的文本，一團混亂，既沒有某種價值的榮光，也缺乏一針見血、與汝偕亡的針對 性，僅僅是某種含混、模糊、毫無殺傷力的牢騷。

　　作家在用文字描寫現實的時候，因為天然的關系，中間隔了幾層，洞穴中的人們永遠看到的只是影子的影子。而《第七天》正表現了文本之外的現實：退 化中的知識分子，已經從早期改造世界的雄心中退化到闡釋世界，如今更進一步地在精神上降解到描摹世界。從技術上來說，這是缺乏從容迂曲的氣質和精雕細琢的 耐心造成的；從現實感上來說，則是作家本身精神世界的狹隘和理論視野的逼仄，以至于無法進行進一步的綜合和升華的結果。

　　其次，對于現實的洞察力迷失在過于蕪雜的事實材料當中。金宇澄備受好評的《繁花》以其“質感”風靡一時，然而如果透過媒體宣介之詞細讀文本，就 會發現它細致體貼的滬上風情文過于質。在懷舊與當下兩線交替的敘事中，細密綿延的市井細屑、瑣碎事象、物欲情思讓人應接不暇：前30年風云遽變、身世起伏 中的兒女情長、爾汝恩怨，后30年世道滄桑、沉溺紅塵里的蜚短流長、爾虞我詐。絮叨而缺乏變化的文字風格鍥而不舍地營構了上海金枝玉葉和引車賣漿之徒的前 世今生，寫意當代洋場眾生的生活機巧與生存智慧，充斥于字里行間的八卦緋聞、政治讖言、街議巷談，呈現出滿紙骸骨迷戀者的頹敗性顫動。

　　無可否認的是，《繁花》細膩貼切、疊床架屋的摹言引語，能夠復現出某種似真性的市民社會，然而這一切是平鋪地展開，無論如何也形成不了恢弘廣闊 的現實畫面。局部的真實遮蔽了更廣闊的現實，這是在康德與黑格爾的時代就已經解決了的問題。作者有意通過細水長流的手法在眷戀的情緒中敷衍綿延不絕的人間 煙火，然而曹楊新村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后代在這個文本浮世中都成為心懷不甘的小市民，舊貴與新富之間難分軒輊，階層新變及其動因無論是在上海的核心還 是周邊社會都蕩然無存。這種懷舊中的現實，皴描渲染，而如果作家沉溺其中，于價值設定上無所作為，注定要沉寂于事實的廢墟，更何況此種事實本身也如前所述 是貌似細大不捐，實則殘缺不全。

　　上述這些現實感的缺乏和扭曲問題，共同的原因在于歷史感的含混與鄙陋。任何一種現實都是在歷史中的現實，它要求個體超越與戰勝自己的有限性，以 人格挑戰神格，擺脫褊狹的歷史感——這種歷史感下的敘事如同美杜莎的眼睛，讓觸目所及的現實僵化枯死，一方面立足大地接地氣，另一方面要有飛升的愿望。這 樣，“現實”就不再僅僅局限于“真相”，而是一種歷史與辯證的“真實”。

　　在某些所謂類型寫作的幻想作品中，可以發現關于現實的有意思的表述，姑且也可以視之為關于現實的探索�？苹米骷覄⒋刃赖囊粋�短篇《贍養人類》就 是重寫威爾斯經典作品中常見的由對現實政治社會觀察而抨擊的階層分化問題：來自“第一地球”的“哥哥文明”入侵地球，要將地球人都放入保留地進行贍養，為 了提高人類社會的最低生活標準，地球上的財富精英組成了財富液化委員會，以消除貧困，從而在哥哥文明的贍養中獲得較高的生活水準。這個小說批判的是貧富兩 極分化：第一地球的歷史表明，在“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神圣律條下，財富不斷向少數人集中，造成了極端的狀況：“富人和窮人已經不是同一個物種了，就像窮 人和狗不是同一個物種一樣，窮人不再是人了�！币粋�占據了所有財富的“終產者”和20億一無所有的窮人的社會必然會導致崩潰的結局，小說的情節極度荒誕， 而關懷卻極度貼近現實。我們可以將這種由絕對不可知而誕生的風格稱為絕對現實主義。劉慈欣的代表作《三體》也可作如是觀：即便想入天外，在根本上還是要回 到帶有馬基雅維利和施特勞斯色彩的現實政治本身。宇宙中存在著難以量記的事物，因而我們就需要用難以量記的不同方式去認識它們�？苹眯≌f也許無法按照想象 改變這個世界，卻至少可以改變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年輕一點的“80后”科幻作家寶樹的《時間之墟》尤為有意思，盡管他也只是重新演繹了有關時間循環 的科幻母題，卻以現實社會中政治、文化、道德的實際出發，在宏闊的時間輪回之中，展現不變的人類信念。這似乎說得有點遠，但歸根結底在貌似橫無涯際、荒誕 縹緲的幻想中掩藏了一種現實感或者說對現實感的追求。

　　這種現實感不等于對現實的感覺(雖然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同時還包括認知、情感與判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實感即歷史感。它有立場、有價值、 有邏輯，合情、合理、合法。只有對于長時段的歷史有整體的自覺把握，無論這種把握站在何種立場，才有可能于總體的社會結構和演變中錨定現實。非虛構的文本 才能擺脫社會學與人類學式的科學限度，作家本身也因此可以刷新精神與思想資源陳舊、體驗枯竭所帶來的困境，讓自己與他人、當世與后世歷史地呈現出現實的面 孔。

　　以賽亞·柏林在論及現實感時強調19世紀宏大敘事的烏托邦的破產，“每個人和每個時代都可以說至少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在上面的、公開的、得到說 明的、容易被注意的、能夠清楚描述的表層，可以從中卓有成效地抽象出共同點并濃縮為規律；在此之下的一條道路則是通向越來越不明顯卻更為本質和普遍深入 的，與情感和行動水乳交融、彼此難以區分的種種特性�！币蚨�，作家的重要任務就是要潛入表層之下、穿透那黏稠的無知，達致“難以清晰表述的習慣、未經分析 的假說和思維方式、半本能的反應、被極深地內化所以根本就沒有被意識到的生活模式”等等。這是一種對于事實的理解，而不僅僅是關于事實的知識和白描，也惟 其如此，他所傳達出來的就不再只是一種作為類型的、有著相似結構的、概括性符號的X光照片，而是有著某種獨特經驗的肖像。

　　當然，關于如何理解，柏林其實偏向于保守主義的思路并且在歷史觀念上有種蘭克史學式的真實性迷思，我想指出的是，固然藍圖式烏托邦和對于世界總 體性規律的推測被證明為虛妄，但這是具體個體根本上無法超越時代與社會的局限，也惟其如此，才更顯示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之為人的偉大光輝，歷史與社會 進程才能得以改變。如果世界真的僅僅呈現為包法利夫人心中的一朵花，那么只能證明作家的孱弱和無能。

　　如果我們要表達和批評現實，那么必然要如同柏林所說深入其內部，用無法被“科學”話語所涵蓋的細致了解。但這還不夠，還需要在外部建立超越性的支點，撬動現實本身。這種寫作自己也才會超出娛樂休閑的商品、意識形態宣教書、狹窄小圈子的癖好，而成為一種能動的現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