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北京時間4月18日凌晨,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哥倫比亞作家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以87歲高齡在墨西哥城逝世。頃刻間,世界各地報道的消息鋪天蓋地,如雪片紛飛,大家不約而同地又記起了他在《百年孤獨》里開頭的那句震撼人心的話:“許多年之后,面對行刑隊,奧雷良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弊x到加西亞·馬爾克斯逝世的消息,不是在“許多年之后”,而是在閉目沉思片刻之后,這位文學大師的形象以及他的作品在我國的出版發行和產生的廣泛而深遠影響,就猶如一道風景閃現在了我的腦海里。我記得還在1975年我們在一起翻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時候,劉習良先生就拿到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當時他不無感慨地說:這本書真應該翻譯出來。但那時的社會環境尚不能出版這類的書,而且由于一種慣性思維,也沒想到將來會有朝一日能出版這本書,所以大家只能把這份感慨和惋惜留在心間。不過,那時大家不僅讀到了《百年孤獨》,而且讀到了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弗的《佩特羅·巴拉莫》,于是大家便初步了解了一個非常新鮮的拉美文學流派:魔幻現實主義。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僅僅在幾年之后,由于“四人幫”的倒臺,外國文學翻譯的春天就到來了。1979年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中國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學研究會,從此拉開拉丁美洲文學翻譯的大幕。如果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拉美產生了“文學爆炸”,而在八九十年代中國則產生了對“文學爆炸”的“翻譯爆炸”。當時我國尚未參加世界版權組織,所以不存在購買版權的復雜手續,于是全國眾多的出版社都爭相出版拉美文學,西班牙文翻譯界則沒有放過拉美各國任何一個代表作家的重要作品。當然,加西亞·馬爾克斯這位魔幻現實主義大師首當其沖,最受譯者青睞。1980年,上海的《外國文藝》首先刊登了劉習良等人翻譯的他的四個短篇小說:《格蘭德大媽的葬禮》、《紙做的玫瑰》、《禮拜二午睡時刻》和《咱們鎮上沒有小偷》。不久這家雜志又發表了劉習良翻譯的他的中篇小說《枯枝敗葉》,從此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中短篇小說翻譯便一發不可收拾,甚至從英文俄文轉譯。而上海譯文出版社在1982年更是不失時機地捷足先登,幾乎把已經翻譯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一網打盡,出版了厚厚的一本《加西亞·馬爾克斯中短篇小說集》。這期間《百年孤獨》不少片段的翻譯也已經開始,同年,《世界文學》刊登了部分的《百年孤獨》譯文。到了1984年,《百年孤獨》的兩個譯本就分別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先后正式出版了。這之后,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每一部新作一旦出版,就會很快被翻譯成中文,包括《霍亂時期的愛情》、《迷宮中的將軍》、《愛情和其他區魔鬼》等。我們稱之為跟蹤翻譯。有的作品,比如《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竟然多達10幾家出版社出版。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在翻譯界如此熱火朝天,當然主要是讀者歡迎,尤其是我國的創作界不僅愛讀,而且還從其中得到莫大的啟發和吸取豐富的營養,甚至認為自覺或不自覺地“貼上了馬爾克斯”。例如我國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的某些作品顯然就帶有模仿《百年孤獨》的痕跡。另外還有像扎西達瓦、賈平凹、陳忠實、余華等人自己也都承認其作品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加西亞·馬爾克斯作品的影響,至少他們都受到了這樣的啟發:噢,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我們中國的讀者如此喜歡加西亞·馬爾克斯,那么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我們的態度又如何呢?作為他作品的譯者之一,我
跟他有過兩次相遇的機會,一次是1984年在波哥大,一次是在北京,前者未能如愿,后者會面成功。1984年我到哥倫比亞安第斯大學做訪問學者,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一位醫生朋友在報紙上看到我到達波哥大的消息,便想促成我們見面,加西亞·馬爾克斯答應了。于是有一天這位叫胡安·哈拉米略的熱心朋友組織好了一批浩浩蕩蕩的報紙和電視臺記者準備帶我去見他?烧霭l的時候,他突然打來一個電話,說見面的第一個議題先談版權問題。我當然沒有條件這樣做,于是這次預約的見面不歡而散。從此我對他印象不佳,再加上別的因素,在寫文章的時候常常把他跟巴爾加斯·略薩相比,高度贊揚略薩跟中國翻譯工作者的交往。大約是1990年的10月,我們得悉他到中國來訪,也沒企圖要見到他。但是,當時的哥倫比亞駐中國大使何塞·瑪利亞·戈麥斯是申寶樓老師的好朋友,有一天他打電話來說安排了我們跟馬爾克斯見面,于是我們便又叫上趙德明老師一起去見他。地點是在北京的國貿大廈。這一次倒是我對他的印象有所改變。老先生穿著一身很隨意的牛仔服,見面時雖說第一句話就稱我們是“盜版者”,但卻是滿臉的微笑和友善的表情,不見絲毫惡意,我們踏實了許多。寒暄了幾句之后,我們就向他介紹了他的作品在中國的翻譯情況,并且解釋了中國由于沒有參加世界版權組織,所以我們翻譯別國的書或別國翻譯我們的書都不存在版權問題。我還跟他開了個玩笑,說,我在他們的第一大報《時代報》上看到過一篇文學評論說:“加西亞·馬爾克斯沒有在中國拿到一個比索的版稅,但是卻掙得了兩億多個讀者,所以算總賬還是賺了!彼α诵Σ⑽捶瘩g?吹綒夥詹诲e,接著我們提出,中國人希望了解他本人的政治思想、文學觀點以及他的寫作與生活,所以我們想做些這方面的收集介紹工作,他又笑著點點頭。后來又談起以后翻譯他的小說作品問題,他說要通過他的文學代理卡門巴爾塞爾斯。最后談到了一些他所關心的中國社會情況,尤其是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這時正巧他的夫人和卡門·巴爾塞爾斯以及秘書來了說是要上街有事,我們就告辭了。老馬這次很客氣,不僅跟我們耐心地交談了一個多小時,還高興地欣然為我們帶去的《百年孤獨》和《迷宮中的將軍》簽了名。其實我跟他還有一個第三次可能見面的機會。2006年12月,我在哥倫比亞小住,正巧加西亞·馬爾克斯從墨西哥到卡塔赫納出席一個國際文學會議,又有一位熱心的作家朋友通過馬爾克斯夫人梅塞德斯的弟弟征詢他的意見是否可以見我,當時他已是癌癥在身,說不宜要見任何人,婉拒了。這次我倒覺得合情合理。從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有多家出版社爭相購買加西亞·馬爾克斯著作的版權,可說是費了牛勁,但我總的感覺,盡管馬爾克斯在版權問題上對我們設過重重障礙———這種事更多的應該“歸功于”卡門·巴爾塞爾斯———但總的來說他還是喜歡中國出版他的作品,而對中文譯者的態度,總的也算過得去。作為他這樣馳譽世界的作家,又兼考慮到他的作品對我國文學創作的影響,有些事我們還是應該理解他。正是因為我覺得應該理解他,并且應該更加全面地了解加西亞·馬爾克斯其人,我和申寶樓老師把從1968年至2006年散見于各國報章雜志上記者采訪他的文章匯編成了這本《記者眼中的馬爾克斯》。它不是馬爾克斯的作品,但它卻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展現了這位文學大師一生中的社會、政治、文化、文學、藝術、友情等方面的觀點,泛溢著生活與生命的深刻哲理。這對我們的中國讀者,尤其是創作界更深刻地了解和研究馬爾克斯不無裨益,姑且就算是對讀馬爾克斯作品的補充,也算是對這位老人的深情懷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