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鄉村的全景畫卷——讀譚巖的《一河春水》(吳艷)

　　譚巖以“一河春水”作為他新近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書名，作為讀者多半會先看《一河春水》。這篇小說講述一位叫明德的打魚佬的故事，有點海明威《老人與�！返挠白�，不同的是這位打魚佬是在他家門前的河里打魚。從前歡騰的河流如今變成呆滯的小溝，也許是過度打魚和氣候變化造成的，這條河流除非連日大雨才可見昔日風采，更多時候，門前的這條河是斷流的，或是一條浠水，很難見到魚的蹤影，連貓貓吃的細魚也難打到了……小說集《一河春水》似乎就以此為基調，展開轉型期鄉村全景畫卷的掃描。

　　17篇小說，其鏡頭多聚焦留守在鄉村的老人、兒童和持家婦女，也不忘掃描鄉鎮干部、開店女老板，還有盲人、道姑、男幫工。即便是礦工也是勞作在鄉鎮的小煤窯�！兑缓哟核�》集中描畫鄉鎮一級的人們，主要是農民，在城鎮化時代沖擊下的生活際遇、感情糾結和伴隨傳統鄉村文明失范過程的陣痛與慨嘆，其基調沉郁、斑駁，但也夾雜些許亮麗和暖色。

　　《一河春水》前4篇寫的都是老人，寫老人如何善終，寫中青年人的死于非命。善終是中國傳統文化人生的最后一個夢想，《一河春水》《年年歲歲》里的打魚佬、養豬婆婆的死，實現了他們對善終的追求，從他們的言行舉止里，我們依稀可見傳統農耕文明里祖先們的信仰、人格和骨氣。

　　7篇涉及死亡主題的小說以“悲痛”為主調，有打魚佬、養豬婆婆(《年年歲歲》)的悲壯，也有小熊貓父子(《小熊貓》)的悲慘，美道姑(《白鶴飛》)的灑脫，祖母(《寧靜的田野》)和病老漢(《風水寶地》)的困窘與鈍痛。死亡主題在《一河春水》小說集里被演繹得沉郁頓挫，當下鄉村人的曲曲哀歌既蘊含了善終的自主，也流露出不得已的、不愿意的悲憤與傷痛。這些悲憤與傷痛震撼了讀者的心靈。

　　農民問題是“三農”(農村、農民、農業)中最大難題之一，《金光燦爛》抒寫了一個叫田保的中年農民打工前的心路歷程。田保不舍得最后一次賣谷，是不舍得離開生他養他的鄉村。這個鄉村承載了田保生命中的一切欣喜和哀嘆、幸福和困惱，還有成長、上學、結婚、生子，農忙與農閑，播種與收獲，割谷、打谷、曬谷和賣谷……所有這些構成他鮮活而豐滿的生命歷程，有勞動的艱辛，更有收獲的快樂。突然間要告別他習慣了的生活，進城打工，在陌生的城市打拼，中年農民沒有什么優勢，未知的打工生活盡管機遇和風險共存，但在情感上，要田保這樣的農民離開鄉村，他念念不舍，又不得不舍。

　　《風吹花兒開》是像田保這樣的農民出門打工而不順利，又被迫返鄉的故事。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影響到沿海制造業，受打擊最大的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外貿行業。工廠沒有訂單或大大減少訂單，農民工又被迫回到鄉村，為繼續賺活錢就做幫工——專門在農忙時給男人出外打工的家庭打短工，“幫工”是譚巖為我們貢獻的新形象。與上個世紀80年代的“麥客”不同，麥客們是千里迢迢到達麥收區域，其方式為“規模經營”，幫工所幫的是一家一戶。

　　《一河春水》也將鏡頭掠過鎮上的干部、生意人和手藝人。對這些人物，譚巖沒有簡單化或類型化，仍然是細致而又充滿激情地展現他們的際遇和困頓。武裝部長(《武裝部長》)、理發店女老板(《劉麗香的春天》)和小木匠(《跳著擔子的愛情》)，這些人物總體上比鄉村農民的色調要鮮亮一些，盡管他們也經常處在進退兩難的境地，也時時感到生活的不盡如人意。

　　譚巖曾經說過，他在這兩年才有了“‘中國小說’的概念，并在創作中進行一些實踐”，《一河春水》里留有他對小說創新實踐的收獲。除了鄉村畫卷里的鮮活人物形象和對司空見慣主題的新體察、新表現，還有對小說文體的自覺意識，尤其是敘事視角和敘事方式的實驗性質，比如《是誰在叫我的名字》。一個考上縣一中高中的女孩姜小紅，因為家庭貧困，主動把讀書的機會讓給弟弟，這本來是一個老套的故事，但譚巖從名字入手，寫這個女孩性別意識和個體意識的蘇醒過程。女孩“姜小紅”在想，什么情形下、被什么人叫“姜小紅”或者叫“紅娃子”、“紅兒”和“小紅”，父母和老師對自己的不同叫法，原來是有不同含義的。經過對含義的不斷追問與思索，這個女孩建立起個人意識和性別意識，成為一個具有一定自主和自由精神的人。

　　譚巖是一位具備正義感和憂患意識的青年作家，他的正義感和憂患意識多半是自然地融入在人物塑造和小說敘事過程中，但有時他會情不自禁地站出來抒發情感，甚至代人物說話，使故事的敘事出現不太協調的枝蔓，影響了主人公形象的自然發展。我們期待譚巖帶著年輕人的銳氣和他特有的沉靜不斷寫作，不斷探索，讓轉型期鄉村的全景畫卷更加開闊，也更加細致和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