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之后，臺甬溫線路段上發生的高鐵特大事故，已經成為在書寫中國鐵路、高速鐵路，乃至世界鐵路、高速鐵路發展史時，所不能繞過并且必須面對的一個大事件。這正如2008年汶川地震所最終給世界范圍的文化領域中，以災害史、地震科學史，甚至科技史等為突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門類造成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這一類重大事件，在短時間內迅速占據受眾的視線，全對信息媒介實際全面壟斷，并以恐懼、哀痛、憤怒、迷惑等負面方式，猛烈而持續地對公眾心靈造成群體性創傷。而這些負面的能量籠罩在人們心頭的陰霾，通過事發和善后過程中的種種輔助疏導，即便得到了很好的解決，也必定會引發人們強烈的好奇與持續的反思，使公眾的視線在事件的主要相關領域久久地逡巡，徘徊不去。
基于以上原因，每每紀實文學將筆觸伸向這一類事件領域，比如戴榮里這一部“全景”、“全息”記錄中國高速鐵路建設歷程的《最完美的抵達：中國高鐵之夢》，無論作者如何規劃作品的結構與順序，無論作者基于何種目的而對作品素材進行如何的甄選使用，作品題材的指向，總是會頑固地呼喚起閱讀者關于災難的種種強烈創痛記憶，這些廣義上的閱讀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讀者，也包括編輯者、評論與研究者，甚至常常也包括作者本人在內。
所以毋庸諱言，在解讀《最完美的抵達：中國高鐵之夢》這部紀實文學作品時，首先觀察它的作者戴榮里是否以及如何對中國高鐵建設中這一影響深遠的標志性事件進行記錄，又如何進行述評，以及作品經由這一段落透射出作者怎樣的認知水平，是否傳遞出作者獨立思考和真知灼見，這種對普遍的好奇心態加以因勢利導而得到的方法，可能也正是解讀這部紀實文學的一道捷徑和一把鑰匙。
最終，在筆墨觸及這個“眾目睽睽之下”的問題時，本書作者憑借其對中國鐵路特別是高鐵建設多年浸淫的熱忱，憑借對科學發展和科技應用的熟悉掌握，憑借精于觀察的一雙火眼，更憑借了由體諒入微而悲天憫人的一顆誠摯之心，做出了文學標準上難度極高、而在新聞和科學尺度上又不可謂不精準的回答：在這一段落中，作品用難以想象的短篇幅準確地白描還原了事故發生的夜晚，隨后即扼要地展開了主要圍繞事故原因衍生和分化出的種種分析猜測。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此對諸方觀點看似簡單的歸納羅列，實則含蘊了深湛的思考與文字功力。在所列舉的代表性觀點中，過分主觀武斷的原因猜測被作者剔除，缺乏事實和理論支撐、數據支持的觀點也被摒除，更多的觀點被精準地剪去了夾纏的枝蔓，進行了合理的合并。其中可貴的是，在最具權威性的官方調查結論之外，作品大量保留了來自各方的不同意見，如實傳達并作出精要點評。尤為可貴的是，作為親歷高鐵建設的中國鐵路人的一分子，作者行文全無辯白推諉意味，更對事故初發時出自鐵路部門的某些不準確表述和不恰當言論做出了誠懇的批評檢點。正是憑借這種“與我有關”的負責與誠懇的態度內驅力，作者在權衡了各方意見后，得出了“事故的發生源頭在于管理漏洞，而管理的技術、制度等方面的缺位，主要肇因于以人為本的人文意識的缺位”這一結論。
對臺甬溫高鐵事故的反思出現在本書的后半段，其篇幅也僅為不到一個章節，遠非本書的全貌和主旨，但是，這個在作者寫作的過程中必然會遲早遭遇的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及其所必然引發的反思和必然需要做出的結論，不難看出，它所營造出的文字氛圍貫穿本書，在寫作本書時始終縈繞著作者。這一段可能最為閱讀者所關心的文字，與本書開篇作者簡述寫作動機與緣起時簡單提到的事故部分遙相呼應，正是由其所串聯起的文字感染力和情緒內驅力，推進著本書的寫作和閱讀，正是這一條潛行的感性思考脈絡，與人類鐵路—中國鐵路—中國高速鐵路建設—世界高速鐵路前景的行文明線，表里交織，有機、有力、有意義地衍生出和支撐起了《最完美的抵達：中國高鐵之夢》的紀實文學架構。
痛定思痛的人本反思，多年從事鐵路建設工作積累的深沉情感，與中國高鐵所見集中代表的強國富民的美好愿景相結合，作者在力求客觀現實的紀實文學筆墨中，也為作品融入了強烈的情感張力。這些圍繞中國高鐵建設而釋放出的情感力量，作者將其概括為團結全體中國鐵路人和高鐵建設者、凝聚全體中國人和世界華人、實現世界和平繁榮發展的人類共同的夢想、夢幻般的力量。在作者看來，在砥礪自我、筑就夢想、實現“最完美的抵達”的過程中，經濟與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發展至關重要，但高鐵建設卻不是簡單的資金投入和技術堆砌，而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并將這一理念注入到建設實踐的每一階段每一環節直至每一個工作細節中去。在世界鐵路和高速鐵路的發展歷程中，作者看到了科技與人的欲望、需要的密切聯系�？茖W技術因人的欲望而產生，為實現人的需要而服務，科技通過改變社會生活的方式延伸著人的需求，又制約著人的欲望，進而又促使人對科學技術和社會生活進行變革與改造；在中國鐵路和高速鐵路的發展過程中，特別是透過自身經歷，作者深切地感受到了三十余年間中國社會的深廣的積極變化，作者花費大量筆墨在主觀感受和客觀現狀兩個方面，記錄了由鐵路運輸、高鐵建設所折射出的當代中國對名聲問題的日益重視，和對人民生命、生活等基本民生概念的認識的不斷進步，這些或為跬步點滴或為騰飛跨越的積極改變，在作者眼中，被高鐵從設施到管理的精益求精的諸多細節一一刻印，而這些細節同時也記錄了中國人科學技術認識的逐步提高，以及以出行條件為代表的生活環境的巨大改善。這樣，作為本書的軸心，集中代表科學技術發展的高鐵及其建設過程，既橫向地、共時性地廣泛地覆蓋和輻射了中國乃至世界社會生活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重要領域在內的方方面面，又縱向地、歷時性地透射和穿越了中國乃至整個人類的鐵路運輸史，在兩個向度上透辟生動地描繪出中國高鐵所取得的高新技術“核爆”般的力量和影響。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可以視為本書主旨理念的人本觀念，在戴榮里眼中，不僅貫穿在高鐵建設實踐之中，也體現在高鐵建設者的每一個體事跡身上、每一鮮活案例之中，技術實踐、工程實踐與建設者的工作事跡和精神面貌，是高鐵人本理念的兩個側面。而在解讀本書時，人本觀念實際又可做出“高鐵/現實”層面提煉、和“作者/主觀”層面投射的兩個層面、兩種文學創作過程的劃分，做到有機的統一兩者，實際從來都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稍有矛盾或脫節，不僅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可能大大減損，甚或作品作為紀實文學基礎的真實性都會受到質疑而發生毀滅性動搖。這些問題常常發生在紀實文學塑造人物形象時發生。在本書的這一層面，作者戴榮里顯示出了他長期從事散文創作的文字功力和文學的老練，在勾勒點染高鐵建設者形象時，筆觸明快平實，罕見抽象詞匯和論斷式此舉，這顯然是對散文留白審美的化用，在他的筆下，高鐵建設者群像變得生動鮮活而富有層次，他們不僅是艱苦創業的工作者，也是讀者身邊熱愛生活的親人和朋友。這也使《最完美的抵達：中國高鐵之夢》補強了某些紀實文學作品寫人的模式化短板，徹底脫出了紀實文學往往最終陷落的窠臼。這或許并不是某種特別重大的藝術突破，但它對一部紀實文學作品最終能否達成較強的藝術感染力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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