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實豐厚的思想意蘊(李掖平)

　　在當前文學作品歷史使命感逐漸淡漠、報告文學被日益邊緣化的時代語境下，《國家記憶》這樣一部重返歷史現場的心靈書寫的出現，無疑給文壇注入了一股深度與強度兼具的正能量的新鮮血液。因為這是一部敘寫偉大的共產主義信仰如何在中國薪火傳承并進一步發揚光大的史詩性大書，通過一段尋找《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的悲歌長風式歷史傳奇的重敘，真實再現了這本革命寶典對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以及山東廣饒地區乃至全國革命運動的重要影響，豐滿地雕繪出為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而艱苦奮斗、流血犧牲的共產黨人群像，對價值觀日漸扭曲的當下俗世進行了尖銳的剖析與反撥。這無疑屬于一個非常宏大而且非常紅色主旋律的主題，它不僅關乎從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再到改革開放取得卓越成就的漫長歲月中中華人民共和國風云巨變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進程，更關乎我們中華民族在近百年來社會文化轉型的系列重大節點上的復雜情感起伏與心理律動。作者如何掌控或者說怎樣拿捏這一宏大主題，如何既真實再現歷史時空的廣闊與繁復，又鮮活還原現實場景的生動與豐饒；如何既成功建構梯次承繼關系清明可信的人物形象譜系，又深度聯通歷史與現實、民族與個體、宏大政治信仰與日常生活細節，使其在相互交織和參照映襯中渾然一體，實事求是地說具有相當大的難度，作者必須具有足夠的思想深度和精深的藝術功力方可寫好。

　　令人欣慰的是，鐵流和徐錦庚兩位作家成功地挑戰并超越了這一難度。他們秉持在宏觀處立意、于微觀中取象的藝術尺度，以一種深具歷史真實性和社會生活現場感的情感豐沛而又生動傳神的文學書寫，一方面追索厘定了《共產黨宣言》與中國革命的深厚淵源，鉤沉出其在現當代中國社會乃至全世界持久不衰的影響力，以彰顯其穿越時空一以貫之的經典性；另一方面真實再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堅守偉大信仰投身革命，不惜流血犧牲的英雄壯舉以及中國革命波濤洶涌、星火燎原的悲壯歷程，敞開了沉實豐厚的思想意蘊和個性斐然的審美魅力。

　　作為一部以“追述紅色歷史”或曰“重返革命歷史現場”為敘事視角的報告文學，《國家記憶》豐厚的思想意蘊和個性斐然的審美魅力，主要源自其獨特的敘事結構。尋找中文首譯本《共產黨宣言》既是整部作品的敘事起點，又是結構框架的中心交匯點，所有故事情節的展開與推進以及所有人物形象的塑造與表現，都聯通匯聚于此。圍繞著這一敘事核心，作品中的眾多人物形象在《共產黨宣言》流傳民間的時空轉換中，以歷時性關系建構起三組人物序列：一是為《共產黨宣言》的中文譯本作出不同貢獻的諸位革命前驅，即“共產黨先驅人物序列”；二是在《共產黨宣言》引領下轟轟烈烈鬧革命、不惜身家性命保護這本紅色圣典的眾多農民革命者，即“魯北平原革命農民人物序列”；三是在和平年代里從《共產黨宣言》中尋找到新的斗志與激情，帶領一方百姓奔向富裕生活的當代英雄，即“當下傳承共產主義信仰的人物序列”。這三組人物序列既彼此獨立又遙相呼應，既互為承繼又互為參照，環繞一本《共產黨宣言》在中國農村廣泛流傳的傳奇性經歷，組建起一個意蘊豐富別開生面的環狀立體敘事結構。而在材料組織上，諸如歷史文獻、新聞訪稿、政府文件、人物日記和書信、影像資料等多種文體質素有機穿插在文學性敘事中，從而形成了一種歷史話語、新聞話語、政治話語與文學話語的多聲道言說，表征了跨文體寫作的實驗傾向，彰顯出一種“別有意味的藝術形式”的美感。

　　作者在三個序列的人物塑造上按照1∶2∶1的敘事份額，將描寫刻畫的濃墨重彩集中在 “魯北平原革命農民人物序列”這一中心板塊。這一人物序列所承載的敘事職能是在冀中平原上“踐行”和“保衛”《共產黨宣言》，其所承載的結構職能則是承上啟下推動故事情節有序行進，敘事份額約占全書的二分之一。這一人物序列上承著以陳獨秀、李大釗、陳望道為代表的“共產黨先驅人物序列”(主要承載著“生產”和“傳播”《共產黨宣言》的功能，敘事份額約占全書的四分之一)，該序列的每個人作為重要歷史人物都擁有豐富的敘事資源，經常成為眾多回顧紅色革命歷史的長篇小說或報告文學的首席主角，作者輕而易舉就可以借用前人的創作經驗對此展開鴻篇大論。但是這樣一來無疑會擠占“魯北平原革命農民人物序列”及其“踐行”和“保衛”《共產黨宣言》的敘事份額，易生平均用力淹沒重點的平淡和平庸。作者冷靜地克制住敘事沖動，僅擇取其中幾個最為重要的敘事節點進行簡略描述，以保證整部作品張弛有度詳略得當�！棒敱逼皆�革命農民人物序列”下啟著以李培義、高義新、李建華為代表的“當下傳承共產主義信仰的人物序列”(敘事份額約占全書內容的四分之一)，對這一序列人物的處理，作者遵循著歷史沿革的規律將其置于作品結尾，采用一種類似電影的“淡出”手法，使《國家記憶》的時空間隔從遙遠的戰爭年代自然滑向和平年代的當下，在文本意義和文本外部的時間意義兩個層面上實現了“一脈相承”的互文性效果。

　　即使在塑造“魯北平原革命農民人物序列”時，作者也努力使其有所側重，分別運用粗線條勾勒與細節填充的方式，通過對一些典型實例的描寫刻畫，凸顯出以劉良才和延安吉為代表的農民英雄們各不相同的鮮活個性，從而使各個人物間呈現出一種微妙的參差對照，有效規避了千人一面似曾相識之嫌。饒有意味的是，在描寫刻畫這一人物序列中的農民群像時，作者采用的具體方法是以主要人物形象的重要事件相繼牽引出其他相關人物，使該人物序列像滾雪球式地逐漸壯大豐富起來：如在敘述劉良才帶領農民“覓漢增資”時引出耿貞元，在劉良才決意動員“黃槍會” 參加革命時引出劉漢民，在延安吉獄中鋤奸的情節中引出褚燕山，在延安吉第二次返回東北時又引出張蔚華……這種滾雪球式的人物出場方式，不僅高度契合了由點到面、點面結合的敘事規則，更暗合著革命運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發展趨勢，可謂匠心獨運、意味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