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著陳彥的長篇小說《西京故事》，我便進入了西京城郊一個既陌生卻又似曾相識的村莊——文廟村。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小村莊構成的小社會，它是大社會大世界的縮影，更是與正在行進著的當代生活發生同步聲響的藝術世界。文廟村呈現出的令人屢屢感到心理糾結以至悲愴的生活世相，正是陳彥對生活的客觀再現和對生活本真的還原，因此也產生出更富感染力的藝術效果，足以見出作者從生活到藝術創造的深厚功力。
文廟村具有強烈和濃郁的文化象征韻味。這與村子的歷史淵源，以及這個以文化立廟的專注于文化象征的名字有關，而更深徹關聯的是，小說人物精神心靈世界里有著濃厚得難以淡釋的文化底蘊。這些人物中首先得數羅天福。
羅天福是從山區來到文廟村打工的一個農民，在山區老家的村子里當過民辦小學教師，后來又當過本村的黨支部書記，其身份依舊是農民。然而，他精神和靈魂里的文化底蘊，決定著他的行為方式，無論在紛繁的謀生市場，還是在家庭頻發的諸多事變中，羅天福都在堅持著一種道德操守。
我在感知羅天福精神信念的堅守所遭遇的幾近破滅的痛苦時，也感知到作為這個民族傳統精神和傳統美德所面對的危機。羅天福的痛苦，當屬今日商品社會諸種世相沖擊傳統道德底線必然發生的事。作者將羅天福的人物身份定位為，既做過民辦教師又做過鄉村支部書記的一位農民，這個人物形象具有闊大的社會基礎和深廣的典型意義。他對民族精神傳統道德的痛苦堅守，也就有別于知識階層從理論意義上的探索、疾呼，更見出民族精神傳統道德在社會底層的蘊藏和面臨的危機。羅天福的生存空間里，顯示著人文人性人情的審美剖析與審視，是一種貼近的現實感與崇高的審美感的匯聚。由此可見出作者陳彥對當代生活的傾心關注和敏銳發現，也見出他獨有的深刻思考和難得的生命體驗。
羅天福的兒子羅甲成，是從山區剛剛進入西京城里一所名牌大學的新生。新的環境和新的人生位置，致使他的精神和心理發生變異。他的根系仍扎在父母打工賣餅子的社會底層的文廟村，而他倚棲的是名牌大學的高校；他既脫離不開維系他生存的打工族這個弱勢群體聚集的一方最不堪的角落，又要時時處處面對身邊各種優裕者不無得意的面孔。
置身于這種反差極為懸殊的社會背景和生活位置里的羅甲成，由于他的個性，即自信與自卑這個難以調和的矛盾構建的精神和心理形態，致使他發生了異乎尋常的心理裂變。我能感知羅甲成的自信與自卑糾結的心理，這個人物不是一個孤立的形象，而是當下處于社會底層人群普遍心理形態的涵蓋。在龐大的弱勢群體尚不能短時期內改變生存狀況的時勢里，羅甲成這種焦灼的心態就不會缺少呼應者，一個藝術形象的生命力就會久遠。
作者用什么樣的神秘而又高超的手法，創造出陌生而又鮮活的“這一個”和“那一個”？我以為關鍵在于他準確地把握著人物的文化心理結構。
羅天福，這個進入城市邊沿依賴打燒餅謀生的普通中國農民形象，之所以能對我發生震撼性的閱讀效應，就在于他的文化心理結構的獨特性。他繼承著傳統文化的最優秀的本質精髓，便是仁和義，便是對善的堅守和對惡的拒絕。他把傳統文化的精髓不僅作為做人準則，而且完全融入了血脈。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他獨特的心理結構形態。陳彥準確地把握著羅天福這種獨特的心理結構，個性化的“這一個”就呈現于他的筆下、讀者眼前了。我從羅天福的身上，感知到民族傳統的優質文化在民間的深厚蘊藏，且相信這不是“最后一個漁佬兒”，那些和他一樣從事各種職業打工謀生或繼續在鄉村依賴土地春播秋收的農民群體中，不乏與羅天福一樣恪守著傳統文化且融入血脈的默默無聞的人。
在羅家父子時斷時續愈演愈烈的矛盾沖突中，透過表層的具體事由，我看到的仍然是不同文化心理結構之間的沖突。羅甲成既缺失傳統文化的修養，似乎現代文明和優秀文化也很淡薄，支撐他自信自尊到欲望膨脹的一點優長，僅是聰穎的天資。這樣，他和父親羅天福的沖突，就是截然相異的兩種文化心理結構的沖突。作者陳彥以解構人物文化心理結構這把鑰匙，打開的是深入人物靈魂的各個隱秘的角落。再看頗具神秘色彩的另一個人物東方雨老人，他與羅天福素昧平生，只是在文廟村不期而遇，即進入相識且相通又相知的狀態，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信奉是“無隔”的。盡管他們在文廟村的生活位置頗多差別，個性里的情趣和行為也各具一格，卻絲毫不影響由精神心理的相通形成的相互敬重。及至羅天福把處于精神崩潰狀態的兒子送進東方雨的神秘院子，羅甲成才終于找到了精神和靈魂的棲息之地，即對傳統文化的歸屬感。未來的羅甲成如何完成自我的精神剝離，以及重新建構健全的文化心理結構，完全可以期待。
羅天福這個人物豐厚的文化心理蘊藏，必然會對周邊的各色人物產生影響。羅天福的文化心理決定著他在文廟村這個小社會和家庭中的個性行為。陳彥準確地把握住了羅天福等人物的文化心理結構形態，創造出一個個獨具個性的人物。單就羅天福而言，當屬當代文學作品中獨得的“這一個”。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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