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詩”與“原詩”之間(李遇春)

　　詩人哨兵給自己的這部詩集命名為《清水堡》，這實在是一種反諷，因為詩人根本無意把洪湖描繪為一潭清水，而是秉筆直書，書寫了個人對于故鄉洪湖斑駁陸離的生命記憶。這也許是最后的洪湖，即使是詩集中那些描述詩人客居武漢的詩作，也無不帶有關于洪湖的記憶和色彩�？梢院敛豢鋸埖卣f，是哨兵讓文學地理學意義上的洪湖得以復活，而且別開生面。

　　哨兵的詩首先給讀者以“反詩”或曰“反詩歌寫作”的印象。他的內心深處一直涌動著或激蕩著強烈的詩歌解構沖動。這不僅僅是指哨兵的洪湖詩是對紅色洪湖經典文本的改寫或重構，比如《天堂歌》對紅色民歌神圣抒情模式的質疑，《關于彭霸天》對紅色劇本權威敘事模式的消解，更重要的是，哨兵的詩還在更深刻的層次上表現出了對中國當代新詩主潮的反叛，比如對抒情傳統的反叛，對語言模式的反叛，這恰恰是一個真正的詩人所必需的藝術氣魄。就反抒情而言，哨兵不止一次地在詩中流露了對浪漫式抒情的嘲弄或厭棄，他認為，在一個殘酷的現代化社會進程中固守傳統的浪漫抒情模式是藝術上的可恥行徑。他放棄了對洪湖故鄉的廉價抒情，執著地思索著現代人的生命存在困境。

　　在反抒情之外，哨兵的詩還表現出強烈的反語言傾向。哨兵多次在詩中流露出語言的焦慮，作為一個以語詞為生的人，他對語言具有本能的敏感，正如他反復提到的唐代詩圣杜甫，那種“語不驚人死不休”、“晚節漸于詩律細”的精雕細刻做派也深深地影響著哨兵的詩歌寫作，這使得他對固有的詩歌語言模式充滿了顛覆沖動。在 《不惑》 一詩中他最后寫道：“老之將至／我總得備點鳥鳴和真正的漢語／當藥，頤養天年”。真正的詩歌語言必須是陌生化的言語而不是模式化的語言，真正的詩人永遠都在尋覓日常生活中非常態的言語，用來應對作為結構的常態語言的規范，所以詩人必須是語言的叛徒而不是囚徒。

　　其實，哨兵的詩不僅是“反詩”而且還是“原詩”，“原詩”是一種跨文體的詩歌寫作，它將敘事功能和哲理功能融入傳統的詩歌抒情功能系統中，以此實現對日益純粹也日益狹隘的“純詩”的文體救贖，試圖回到“純詩”尚未完形或正式生成的藝術狀態中。他的有些詩堪稱“小說詩”，這就如同有些詩化小說其實是“詩小說”一樣。比如《座船》和《補網記》里的老漁夫、《島》里的李少雷、《尋》里的張圣元、《雨》里的投湖少女、《風》里的荷花姑娘、《藕》里的舒水發。關于這些歷史或現實人物的敘述我們慣常在小說里見到，而哨兵通過詩的語言截取生活畫面種種，在虛實相間中實現了“小說詩”的文體跨越。我在這種寫作中看到了當代中國詩歌超越“純詩”模式的前景。

　　(《清水堡》 哨兵/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