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蕩子”們的1913(黃夏)

——讀《1913：世紀之夏的浪蕩子們》

《1913：世紀之夏的浪蕩子們》 (德)弗洛里安·伊利斯著 譯林出版社出版

　　談到1913我們會想到什么？自然而然：1914。因為這一年發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范圍內的戰爭。不過如是措辭，難免予人一種印象：仿佛1913只是通向1914的一個看似無法繞過、實際上又是可有可無的注腳。這種條件反射式的思維見諸許多關于戰爭的文本，比如德國小說家君特·格拉斯的《我的世紀》，或者英國思想史家彼得·沃森的《20世紀思想史》，它們作為檢視和反思歷史的作品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但另一方面，是否人類所有活動，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思想……都齊刷刷地擠在同一根獨木橋上，就是為了導向最終的戰爭呢？

　　德國文藝史家弗洛里安·伊利斯的《1913：世紀之夏的浪蕩子們》，顛覆了上述歷史觀。作者稀釋了傳統歷史書寫中占舉足輕重地位的政治和經濟元素，而濃墨重彩于文學、音樂、繪畫、舞蹈、建筑、時尚、心理學、自然和社會科學，賦以其獨立于政經元素的重要意義。而在具體架構上，伊利斯更是匠心獨運，在整合、組織非虛構材料時，大量使用虛構小說的寫法，使形式和內容完美融合，再造了百年前那個激蕩中埋伏隱患、稚拙中孕育成熟的，戛戛獨造的1913。

　　在作者眼中，1913年的奇跡是由“浪蕩子”們鑄造的。所謂“浪蕩”，即是對傳統、既有、人們不假思索欣然接受的，因而也是缺乏理性批判的事物的“逆反”。這種“逆反”，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更是文藝、道德和政治上的。我們不妨來看看，這一年發生了什么吧：

　　由馬蒂斯、畢加索和杜尚領銜的“軍械庫展”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掀起了先鋒藝術的狂潮；音樂家斯特拉文斯基離經叛道的《春之祭》引發了巨大的騷動；榮格與他的老師弗洛伊德宣告決裂；卓別林簽下了電影生涯中的第一份合同；托馬斯·曼將他對年輕男孩難言的愛寫入《死于威尼斯》，他的哥哥亨利�！ぢ鼊t在《臣仆》中向德國人的“奴性”開炮；資本主義“盛世”之下斯賓格勒在寫《西方的沒落》，弗吉尼亞·伍爾夫將她初萌女權思想的第一本小說《遠航》寄交出版社，D.H。勞倫斯出版了日后幾度遭禁的《兒子與情人》……彼時戰爭正捂在巴爾干半島一觸即燃，而巴黎、柏林、慕尼黑、維也納則作為歐洲現代藝術思想的重鎮，輪番上演著一連串具革命意義的好戲，“這里的戰斗圍繞著無意識、夢幻、新音樂、新視野、新建筑、新邏輯、新道德展開”。

　　要描寫如此紛繁的內容，單線敘述必然無法窮盡其中的奧妙。因此，作者選擇“編月體”而非“紀傳體”，來呈現這段歷史。在他筆下，所有事件均以片段化、剪輯化的方式，齊頭并進、互相獨立又彼此“鏈接”，編織出一副光怪陸離的現代派風貌。他不止一次，如魔術師般信手就在同一主題項下捏起不同事件、串起不同因緣而游刃有余，而他在敘述中“無縫”雜糅客觀史實、新聞報道、書信、日記、文札的寫作方式，更為文本添上了無窮的魅力。

　　作者還擅長在同時同地嫁接起不同人的生活與命運，使該時該地充滿一種舞臺劇式的、機鋒十足的效果。比如的里雅斯特，這座位于地中海的港口城市，于1913年9月14日迎來了三位巨匠：卡夫卡因出差逗留這座城市，詹姆斯·喬伊斯在此做教師，“日復一日地埋首于《尤利西斯》的先期研究”，正從羅馬向維也納進發的羅伯特·穆齊爾也留宿該市�！拔覀兛梢韵胂笠幌�，這些人在繼續旅途之前，在下午晚些時分是如何坐在港口邊喝咖啡的”。文藝之外，作者的移情大法也將點燃讀者更多的“想象”：是年1月，流亡的革命者斯大林、不得志的藝術家希特勒曾在奧地利美泉宮公園溜達，作者揣想他們是否曾“禮貌地打過招呼，脫帽致意”；幾步開外，正趕去上班的帝國皇帝弗蘭茨·約瑟夫于扈從簇擁下顯得老邁、孤獨，“他一直未從心愛的茜茜公主的離世中走出來”……這些細節，作者寫來全然不動聲色，而聲色自是躍然紙上，讓人頓生造化弄人，乃至驚悚錯愕的感想。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浪蕩子”們作為創造了1913奇跡的主角，不論其忠奸善惡，都是作者關注的對象，換言之，作者對溫情脈脈的舊事物、舊道德，表面上不置一詞，實際上是不屑一顧的。值得一提的是，“浪蕩”意味著擺脫成規的自由，不僅是創造，還是批評的自由，須知，創造與批評皆是同一事物的兩面。這就可以解釋，作者在描寫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引發的騷動時何以如此巨細靡遺。斯特拉文斯基的支持者與反對者在劇院中打起群架，爭奪《春之祭》的闡釋權和評判權，以至警察出面才沒有釀成流血事件。百年后的我們恐怕難以想象這樣的場景，相對于今天的觀眾，當年的觀眾似更有積極主動的參與性和更為獨立的鑒賞力。好的作品，從來都是經磨礪而來，正如1913，是從巨大的爭議中誕生的。這巨大的成就，就有蕓蕓俗眾的創造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