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江湖志”到“清水堡”(霍俊明)

——哨兵的“洪湖”和“地方性知識”

　　在洪湖，詞即厄運

　　不是被風打散，就是患上孤獨癥

　　                    ——哨兵：《風》

　　哨兵是一個近乎一意孤行的寫作者。這不僅是其性格使然，更是與這個時代“地方性知識”以及因此形成的吊詭、尷尬、分裂甚至退守、緊縮的寫作命運 有關。從其幾年前的詩集《江湖志》到近期的《清水堡》，哨兵仍一如既往地在加深一個寫作者深隱的面影以及更加膠著的內心——“在洪湖，干一樁不可能完成的 事/像某個寫詩多年的家伙，試圖/用詞語去改變什么”。這樣做的好處在于能夠不斷強化一個詩人的風格，而存在的限囿和問題則是容易導致某種程度的“自我緊 縮”。這個時代沒有人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隱士”，而自然詩性意義上的命運更是可想而知。

　　哨兵詩歌寫作的“地方性知識”

　　說到哨兵的詩歌及其精神背景，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洪湖”。就如說到雷平陽我們會想到云南，說到江非我們會想到平墩湖，說到潘維我們會想到江 南，說到徐俊國我們會說到鵝塘村一樣。顯然洪湖不僅是作為一個物理空間，而且是在語言和想象中形成和疊加的文本空間。一定程度上，后者更為重要。而說到詩 歌和地方(“地方”一詞很容易被理所當然地理解和置換為“地理”、“地域”)的關系又往往并非直接和對等，出生地、籍貫只是浮于淺層的一種身份。之所以強 調哨兵詩歌寫作的“地方性知識”，是因為當下很多的寫作者對文本意義上的空間和地方缺乏足夠的認識、理解以及再造能力。反觀上世紀90年代以來城市化進程 中的寫作，我們確實在那些帶有強烈的地方性以及私人和公共空間里得以重新審視特殊時期詩歌歷史的構造與深層機制。

　　我在談論哨兵詩歌的時候所用的“地方性知識”顯然更為強調的是“地方”的“知識”成因、空間的生產與構造、“地方”的文化象征性以及地方文化話 語權力的差異性。也就是說對于哨兵而言，如何將草木洪湖、物態洪湖和記憶中的洪湖轉換為語言形態的洪湖？在此意義上，我更認為哨兵的詩歌寫作近乎帶有“寓 言”的性質。這使我想到當年無論是巴黎的廣場、紀念碑，還是街區和流浪漢、密謀者，這一切對于波德萊爾這樣的詩人而言都成了寓言，“寓言是波德萊爾的天 才，憂郁是他天才的營養源泉。在波德萊爾那里，巴黎第一次成為抒情詩的題材。他的詩不是地方民謠；這位寓言詩人以異化了的人的目光凝視著巴黎城�！�(本雅 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正是在真實地方和想象空間的交織中，詩人呈現出波詭云譎的地方性知識的夢魘和殘酷的寓言。這實際上就是一場場戲劇性 沖突。正如詩人開車回洪湖在狹窄泥濘的土路上與一群牛相遇的進退兩難的境遇，這實則是這個時代詩人在現代性城鄉對立語境下的精神宿命使然，“在八卦洲。與 牛/對峙，打雙閃/轉向燈，摁電喇叭，耍 /現代交通招數，甚至/猛踩油門，讓發動機顫抖/讓這一輛小車，像困獸”(《開車在八卦洲遇�！�)。交織而成的多層次的文本空間所顯現和揭示出來的是足夠 分裂與不安的精神空間。由地方和地方性的經驗上升為“知識”以及寫作的能力是對當下包括哨兵在內的詩人的考量甚至考驗。

　　不可否認的是作家與這些空間和地方之間的關系，但是顯然有些寫作者和研究者忽視了一個作家的寫作與地方之間存在的多種多樣的關系，甚至地方和空 間也不是固定不變的。一定程度上我認為詩歌“地方性知識”的歷史更多的時候是通過各種文本構造和呈現出來的。就此，表象背后的寫作、經驗、空間結構和文化 性格尤為值得研究。尤其是談論哨兵的詩歌更是如此。這不僅在于其不同時期詩歌寫作面貌的一些發展和變化，而且還在于“地方”以及“地方性知識”自身的變化 甚至轉捩。不容忽視的是，一個作家的“出生地”以及他長期生活的地理空間無論是對于一個人的現實生活還是他的精神成長乃至文學寫作都有著一定的影響。當然 我這里所要強調的“地方”的詩歌創作與其故鄉之間的血緣關系，與海德格爾所強調的“詩人的天職是還鄉”的觀點是有差異的。海德格爾更多是強調詩人和語言、 存在之間的復雜關系，而我更多的是從文化地理學意義上強調詩人的“出生地”和環境對于一個作家的重要影響以及時代意義。

　　在哨兵那里，地方性的意識和焦慮癥是相當強烈的。作為一個“在上世紀中葉出生”的詩人，哨兵的寫作正好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而隨著城市化 進程的加速以及文學自身生態的變化和調整，無中心時代已經來臨�；蛘哒f這一時期的詩人已經不再需要什么“中心”。更為可怕的則在于城市化和全面城鎮化的時 代就是要抹去“地方性”的構造，從而以一同化的城市建筑的空間倫理、生活狀態來取消“地方性知識”。地方詩學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除根”過程。我們這個時代 的不安、孤獨、痛苦和無根的彷徨與虛無感，不純然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離開“出生地”而再也不能真正返回的結果，而在于地方性知識喪失過程中我們無以歸依的 文化鄉愁和精神故鄉的日益遠離。哨兵在寫作命運上既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幸運的是他還有文字和精神上的“故鄉”，但不幸的是在這個時代寫作“故鄉”、 “出生地”和“地方性知識”是非常艱難的。因為對于任何寫作者而言，既不能重回過去，又不能超越當下。而只能是在二者的夾縫或者邊緣、過渡地帶觀察、回 溯、前瞻或者回憶�！昂楹�”已經不是10年20年前的洪湖，20年后的洪湖是什么樣子更難以預測。實際上，我們談論哨兵和他的洪湖實際上是在談論他詩歌中 的洪湖。詩人們將繼續在詩歌文本中尋找文化地理版圖上暌違甚至消弭的基因、血脈乃至文脈，尋找我們已經失去的農耕文明時期的搖籃和堡壘。既然上世紀30年 代的美國人都在痛苦地經受“失根”和“離鄉”的過程，那么現在中國這個在東方現代化路上狂奔的國度又怎能幸免于一體化的寓言或者悲��？而我們一度在精神空 間和文化地理中所成長的全部訓練正在經受無情的“除根”的過程，鄉土、區域性也正在經受“除根”之痛。

　　“洪湖”的命運與詩歌的命運

　　“洪湖”的命運就是哨兵的命運、寫作的命運、時代的命運。寫作甚至有時候成為一種厄運，詞語“患上孤獨癥”，寫作成為“哀歌或悼詞”。但是詩歌 僅僅如此分擔了痛苦和羞恥還不夠，因為詩歌不只是一種憤怒詩學�？少F的是哨兵意識到了這一點，“一個人怎么能/光靠憤懣去面對孤獨和洪湖？”

　　洪湖是湖北省最大的淡水湖，坐落于江漢平原，南面是長江。近年來由于圍湖造田、過度捕撈導致水面縮小、水質下降、水草瀕臨枯竭、鳥類和魚類資源 急劇減少。上世紀50年代洪湖面積達760平方公里，現在湖泊面積銳減到348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只有1.35米。這是一個在強勢崛起的城市化時代不斷被 強行縮減和退守的“地方”。而相對于此的寫作，詩人和文字就具有了后視鏡一樣的功能�；蛘哒f詩人和語言成了“分洪區”——“這樣一個事實必須表述：洪湖 /這座縣級市，只是武漢的分洪區//我們就這樣，守著長江/活著，仿佛守著/自己的靈柩 //事實的確如此。在我/剛要被懷上的深秋，恰遇/洪湖決口，泄洪。小城/滅頂，絕望/如難產婦”。這不只是1970年11月17日的情形，而是與這種 “分洪區”的寓言一樣命運的延續，在堅守和抗拒中接受暫時的安寧或者決口、泄洪的滅頂之災。

　　哨兵已經起身離開洪湖前往武漢。這也正是當下中國詩人的普遍命運。眾多“本土”的詩人不斷離開鄉土到異鄉生存，而這些身處異鄉甚或“外省”的詩 人更是日益顯豁地呈現出對地理詩學和出生地的“精神故鄉”的眷顧以及遠離“本土”的尷尬困境。由此，極其吊詭的則是我們的“地方”和“故地”盡管就在身 邊，但我們卻被迫遠離了它。而“地方”和“故地”的改變更是可怕和驚人，因此文字空間里攜帶著精神能量的地理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烏有之鄉”。強硬的帶有 “時代合法性”的鐵臂正在取代一切曾有的秩序——尤其是精神秩序。然而，詩人在此刻必須站在前臺上來說話！在此，詩人不自覺地讓詩歌承擔起了挽歌的藝術。 那些黑色記憶正在詩歌場域中不斷彌漫和加重。

　　盡管哨兵詩歌中的“洪湖”帶有“本事”的色彩，也就是個人經歷和體驗所形成的日常性的過程，但是更為重要的在于詩人通過語言、個人化的歷史想象 能力以及修辭的態度所呈現和構造出來的虛化的“洪湖”。哨兵顯然不是一個帶有“前進型”的時代倫理和社會學癖好的寫作者，一定程度上他甚至帶有轉身和退守 到“過去時”的意味。更多的寫作者難以自控地跟隨著新時代看似“前進”的步調和宏旨，但是卻很少有人能夠在喧囂和麻木中折返身來看看曾經的來路和一代人的 命運出處。而即使有一小部分人企圖重新在“歷史”和“現實”兩岸涉渡和往返，但是他們又很容易或者不由自主地成為了舊時代的擦拭者和呻吟的挽悼者，成了新 時代的追捧者或者不明就里的憤怒者。而一種合時宜的姿態就應該是既注意到新時代和舊時代之間本不存在一個界限分明的界碑，又應該時時警惕那些時間進化論者 或保守論者的慣性腔調。

　　這顯然不是一個“江湖”的時代。鄉野、山林、水澤以及由此生發出來的詩意在這個時代的寫作中顯得如此虛空——“我的世界不大/不小，方圓百里 /恰好裝下/虛無”。而哨兵的詩歌不僅帶有相對的命運感，而且這種蹈虛性、自審意識、詰問姿態恰恰形成了他詩歌持久的力量。詩集《清水堡》開篇第一首詩就 是《悲哀》，篇末最后一首詩是《是遺囑，不是詩》。由二者的關系我們能夠看到哨兵寫作“洪湖”的命運。寫作與立言和安身立命的關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成了 難解的問題。讀了多年哨兵的詩，我也一直在內心里追問詩人是否企圖通過“地方性知識”以及“洪湖”來保全自己的底線和精神世界呢？很大程度上這應該是成立 的。這個時代的法則是“減法”，而詩人就不得不在詩歌中完成“加法”的工作，而二者之間形成的張力甚至沖突就導致了詩歌寫作的美學與社會學之間的不協調。

　　哨兵的“洪湖世界”由水澤、船只、原住民、外來者、村落、水族動物和植物組成。在這個世界面前，哨兵是謙卑的、敬畏的，甚至是帶有十足的悲劇感 的——“在洪湖，我一直恥于搬弄天堂/糟蹋自己和地獄”(《天堂歌》)。哨兵的詩歌帶有某種殘酷的還原性，把人的命運還原為某種殘酷性的本能，比如“三十 二年前的那場械斗中，為魚草/田螺和食物鏈底層的東西，一個人/面對五桿排銃/他也敢迎著/槍口”。而與此同時那些帶有歷史殘破遺留的譜系性的事物在哨兵 的詩歌中不斷現身，如祠堂、家譜、縣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遺留型事物現身的過程是艱難而痛苦的。這些物象、器物和空間代表了一段歷史性的社會和文化構 造，代表了更具精神啟示性和命運性的事物關聯。這自然牽涉歷史、政治、社會、文化、語言和人自身的多重糾結性的存在關系。在此意義上，我們是否可以把哨兵 的寫作視為某種程度上的“墓志銘”？——歷史和地方命運的墓志銘�！昂楹�”是不是最后一塊安置內心和靈魂的特殊空間？

　　由哨兵的詩歌的“洪湖”空間以及特殊而尷尬的地方性知識，我不由得想到曼德爾施塔姆的詩歌《列寧格勒》：“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淚/如靜 脈，如童年的腮腺炎”。然而當我們今天再次考察詩歌和地方性的空間構成時，一種巨大的陌生感卻不期而至。多么吊詭的命運！哨兵的詩歌就有著深深的陌生感、 羞恥感和痛徹的慘敗心理。因為你在詩歌中所尋找、追挽甚至重建的東西必將是這個時代的“非法之物”——它們的命運只能是要被消弭和拆毀。在拆毀面前，哨兵 是一個懷著考古學知識企圖重建“那座塌了的城”的人。正是因為悲劇感、命名的沖動以及重建的意識，哨兵的詩充滿了羞恥、緊張感，“在洪湖，寫詩比庸醫/更 可恥。無論我/多么熱愛，也不可能/把那些漁村，書寫成/縣人民醫院，更不可能/把那個臨盆的難產兒，書寫成/順利降生”(《命運》)。這是一個企圖療救 不可救藥時代心臟的手術者，而最難的是敢于對自己下刀。而當下詩壇的倫理學、批判性的詩人大有人在，但往往是痛斥自己之外的所見所感，卻從來對自己自憐或 自大。而哨兵則是敢于撕裂和袒露自己的詩人。哨兵是一個“笨拙”而難以“取巧”的寫作者。他不會取巧，即使是對于極其細小的草木魚蟲乃至微塵、石塊，他也 必須彎下腰去耐心地去翻檢和察看。但是，既然我們能夠再造城市卻不能再造故鄉，既然我們不能重返過去又不能超越當下，那么焦慮和緊張感就必然一直緊緊伴生 在哨兵的“洪湖”空間里。

　　值得注意的是哨兵的詩歌有些斷句太碎，這在加重了詞語的力量和節奏的同時也導致了閱讀的散文化傾向。

　　哨兵詩歌文本中的“洪湖”已經超越了自然地理意義上的存在指向。這一特殊的文字化、精神性空間已然因帶有了超越和提升性而具有普遍人性、現場 感、歷史性和寓言象征性的知識。哨兵的一部分詩歌既來自于洪湖卻又超越了洪湖。這對于眾多粘滯于“鄉愁經驗”的詩人們而言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啟示。換言之， 哨兵詩歌里的“洪湖”顯然不再是單純的地理意義上的代名詞，而是成為具有普適性的時代精神重量的日常經驗和個體烏托邦意義上的靈魂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