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命立身(哨兵)

　　哨兵，魯迅文學院第十五屆高研班學員。曾參加第十八屆青春詩會、第六屆青創會。曾獲《人民文學》新浪潮詩歌獎、《芳草》第二屆漢語詩歌雙年十佳、第四屆《長江文藝》完美(中國)詩歌獎、《中國作家》郭沫若詩歌獎優秀獎等。出版詩集《江湖志》《清水堡》。

　　前段時日整理詩集，翻到《島》等篇章時，竟然不忍卒讀。我不知道別的詩人撿拾自己是否也會如此。這不是自戀，也不是淺薄的泛情和濫情，是來自語 詞背后巨大的黑洞，吸納和攫住了我。這怪力不單單發自詩句和文字，也發乎與詩歌渾然一體的命運、生存、焦慮和離合悲辛。我只是疑惑，這些年來，我詩寫的對 象，為什么總是“李少雷、張小武和張圣元”們，我關切的群體，為什么總是失鄉人、賭棍、鰥夫……仿佛我也是與他們勾肩搭背的某一個，早就弄丟了命運的橈 槳，靠不上湖岸，也繞不出接天的淺灘，就那么被困在洪湖。

　　好吧，說湖。

　　在當下，就算再宅之人，而且，遠趴在這個星球的背面，也只需輕點鼠標或指頭，就可將洪湖摸得門兒清。這湖，是淡水湖，論浩大位居荊楚第一、中國 第七……這只是地理學或動植物學里的知識，離詩，隔著十萬八千里。事實是，這種地理意義上的浩大，占有寫作資源的多寡，與寫作者精神向度的高遠，并不構成 因果。比如，詩壇不乏出身外交領域的大師，得周游世界之便等同懷抱地球儀寫作的詩人，如圣瓊·佩斯、米沃什等。但也不乏終老于小村小城某地的詩歌巨匠，如 弗羅斯特、狄金森、特朗斯特羅姆等。借唐人元稹在《思歸樂》里的詩句：“我雖失鄉去，我無失鄉情”，就能厘清大師巨匠們的文學成就。此“鄉”所指故土，能 指語言、精神和靈魂的歸宿。照此理解，《思歸樂》比之千百年后風靡中國詩壇的理論，所謂“語言之花”、所謂“詩人的天職是返鄉”，如有可能，已然作古的馬 拉美和海德格爾，理應在另一個世界中，膜拜中國詩人元稹為詩歌哲學的祖師爺了。

　　所以逮著《思歸樂》不撒手，實因此詩與我腳踩之“鄉”有勾連。為人為詩至今未有定位的元稹，戴罪被召回長安罰俸途中，夜宿驛站與宦官們爭搶上 廳，卻惹來橫禍，被宦官舉馬鞭打破臉面，鮮血四濺。后曲曲折折地稟奏皇帝老兒，又影影綽綽地陳表男人的屈辱、悲憤，卻只換來“元稹輕樹威，失憲臣體”的圣 旨和更大的屈辱，被謫貶江陵。想想，在盛唐，在崇詩為尚的國度，一個齊名“元白”的大詩人，連不男不女之徒，也可如此不屑、如此欺凌……罷了，一個詩人， 該擔當多少命運的吊詭和波折，才可能抵達詩，向無定論，不說為妙。

　　接著說湖。

　　問題是，打我出生，這湖，就充滿悖論。那首經典民謠，言之鑿鑿，其實子虛烏有，卻被影視媒體過度渲染、傳唱至遍布華人的每個角落。世人皆認為， 這湖，就是天堂了。天堂者，幸福也，捕野鴨、摘蓮蓬、打魚米，就是。何其荒謬！想想，這湖，在荊楚某角，屈原以一己之力締造的楚文化傳統，已壓得我輩寫作 者喘不過氣來，而現實的“正確”語境，卻也逼得人無路可逃。面對世界，面對“道”與“志”早已建起文學傳統的殿堂，作為后學者的我，試圖發出自己的聲音， “載”和“言”，作為寫詩人必備的語言工具和手藝，就顯得尤為緊要。所以，在《天堂歌》《關于彭霸天》等詩歌里，我選擇反諷、冒犯、質疑、去蔽……來還原 一草一木的真實、一村一寨的真實、一水一人的真實。這需要我動用所有的生活和語言經驗，在傳統和現實間開鑿某條通道。這種勞動在我的理解里，就是創造。詩 歌的價值和詩性全都裹挾其中，類同《挖藕詩》中所寫，讓語詞復活又成為這個世界的“葬詞”，創造出新的言說方式。 我并不知道這條詩歌通道在哪里。但肯定與我的經歷、生命狀態、故土、方言、家學、見過的洪湖人密不可分。

　　而面對這樣一座湖，一座由江蘇、安徽等7省18個縣的漁民與原住民混雜的洪湖，作為一個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才開始真正意義上寫作的漢語詩人， 我深感各種先鋒的詩學理論和所謂的國際化文學視野，并不能解決我在洪湖遭遇的漢語困境。與其追索世界地圖的經緯線，亦步亦趨地寫作，還不如我返還出生地， 與“李少雷、張小武和張圣元”們一道，在漁村與荒野間稱兄道弟，在失敗與虛無中、在所謂詩意生活的對立面推杯換盞，尋找自己的語言。這不是詩歌策略，也不 是鄉土偏方，更不是寫作技巧與方法論，而是我全部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如此，我才可能找到詩性和詩意，在洪湖，先安命、后立身。如《座船》所述：

　　……而關于洪湖與外省漁民的空白

　　我不知道該從哪里談起。要是我也能忍受

　　這些：漂泊，孤獨……我肯定選擇

　　不做人，做座船

　　或洪湖的隱士，被世界遺忘

　　卻已安命立身

　　——《座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