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之所以偉大(凸凹)

　　在現實中，作家的額面上，并沒有特別的標簽——趨暖避寒，喜樂悲苦，與常人是一樣的。一如香樟與臭椿，即便暗里的氣味有些不同，但在大地之上，不過都是樹而已。

　　既為常人，就意味著，腋下流的絕非是香汗，談咳之間也多俗語方言，且逢名利也生攫取之心，遇美色也會動枕席之念，行止之間，都是凡夫俗子的做派。形狀之種種，從作家們的傳記里，是不難找到例證的。

　　梭羅的《瓦爾登湖》可謂高品，但現實中他卻是個窮人，偶有收益，舍不得上稅，為了逃避懲罰，躲進愛默生的莊園里，筑木屋而居，大唱“生活簡單，精神富足”的圣明之歌。細細想來，這不過是末路窮途之后的孤芳自賞，因為沒有“物質” ，索性就“反物質” ，多少有些表演的性質。 《瓦爾登湖》在當時是冷的，現在的熱，是因為這個世界欲望膨脹，人有“物化”征象，他的“精神原則”正可用來反撥。他的名譽是后世所賜，意外所得。

　　俄羅斯人有“重理性”的整體特征，但馬雅可夫斯基卻是個躁動不安的人，時而激烈，時而抑郁，時而堅定，時而猶疑。在一般人眼里，他是個“心智不全”的人。這樣的一個人，之所以成了神壇之上的人物，理性反思之后，不難發現，那個時代也是患了“多動癥”的，他是被社會賦予了與之相適應的一個角色——在這個角色上，他要完成一系列規定動作，要不停地“擺姿態” 。這時的藝術，它關心的不是人，而是人的形象，人的形象(社會形象) ，要比人本身高大。

　　如果只讀盧梭的自傳《懺悔錄》 ，感覺他溫柔善良、純潔優雅，幾近于完人。但讀了他同時代人的記述和后人的研究，便不得不很遺憾地發現，他原來也是個善“擺姿態”的人。他不盡父責，把親生兒女全送進公益機構，卻以《愛彌兒》那樣的鴻篇巨制大談特談對青少年的教育；他對感情不忠，對華倫夫人始亂終棄，卻在《新愛洛依絲》中為婦德編制近乎苛刻的道義原則；既然以思想啟蒙為重，主張自由、平等、博愛，卻與同是啟蒙家的伏爾泰、狄德羅毫不見容，誓死為敵。十六世紀最有影響的思想家蒙田，是盧梭的思想之源，其自傳體《散文集》有不可泯滅的智慧光芒，但盧梭在提到本師之時，口氣卻大為不敬：“我把蒙田看作是偽誠實的領頭人物，他的講真話也為的是騙人。他雖暴露自己的缺點，但是只暴露一些可愛的缺點。蒙田把自己畫得酷似本人，但是只畫了個側面。 ”然而在我們看來，盧梭和蒙田在精神上的親緣關系，使蒙田在《散文集》中得出的結論，如“懂得光明正大地去享受自己的存在，這是絕對的、甚至可說是神圣的完美” ，正暗合了盧梭自己在《懺悔錄》的敘事底色。盧梭說到蒙田時的氣勢洶洶，或許更說明他恨自己沒能完全擺脫蒙田著作的影響。事實上，盧梭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把自己擺在受奴役、被迫害的位置上，因而建立了一種進入人心的道德優勢，一如帕斯捷爾納克在《安全保護證》中所說：“藝術為奴役者興建宮殿時，人們是信任它的。人們以為它在分擔共同的見解，而日后又會分擔共同的命運。 ”盧梭的力量，是他懂得如何不露聲色地利用了人間的悲憫與同情。

　　不擺姿態的人是有的，譬如帕斯捷爾納克。他的《安全保護證》和《人與事》兩部自傳寫的是那么平實、質樸，從他身上看到的是一種屬于“眾”的凡常人生。

　　他出生在莫斯科郊區的一個叫別列捷爾金諾的小村莊，七月暑天，他光著脊背埋頭侍弄馬鈴薯，入冬以后，他到樹林里去撿枯枝，取暖、煮食小牛肉。他的吃相與辛勞之后迫切需要食物的農民一樣，顧不得雅馴而只是為了飽。他遠離文壇，經歷大自然的自然變化——朝暾、夕陽、雨潤、霜寒——并為此欣喜若狂——

　　大自然，世界、宇宙的秘密，

　　我全身帶著玄奧的戰栗激情，

　　流著幸福的熱淚，

　　守護你那永恒的使命。

　　他在歌頌大自然的詩中，出現的最多的一個詞，感恩�！案卸靼�，你的賜予比索求多！ ”這樣的感情基礎，使他心中有敬重，對托爾斯泰那樣的從時間深處走來的人，衷心景仰，“以至于我們全家上下都滲透了他的精神。 ”所以，對待創作，他取持重的態度，對一切匠氣的、而不是出自真心的創作，都加以鄙視。他面向大地的本真與人類質樸的感情進行創作——楚科夫斯基記述道，“帕斯捷爾納克把描寫眼前的細節看成是藝術家對待自己的素材應有的認真態度。他認為背叛準確性就是背叛藝術。 ”帕斯捷爾納克自己說，現實主義，幾乎是藝術家唯一的創作原則，能對生活的瞬間做準確的描述，藝術家才能登上現實主義的高峰。在生活面前，不能有絲毫的放縱，不能有任何的妄想，否則，就是“演戲般的高調” 、“造作的激情” 、“虛偽的玄奧”和“矯飾的諂媚” 。

　　他干脆說，現實主義不是什么文學流派，而是寫作的最高準確性。

　　他認為，要實現這種準確性，對現實做認真的觀察是基本的態度，但在忠于現實的同時，要有自己的主觀思考，“成為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的現實主義” ，最終揭示本質，給客觀事物賦予“喻示”意義。所以，藝術作為活動是現實的，作為事實是象征的——準確的描繪，就是從大自然那里得到“借喻” ，以鮮活生動、撼人魂魄的形象說話。

　　生活啊，我的姊妹，你今天還在蔓延，

　　你像春雨，撞在哪兒就在哪兒碎身，

　　可是人們佩帶垂飾，高傲而不遜，

　　像燕麥田中的毒蛇，謙恭地整人。

　　這是帕斯捷爾納克抒情長詩《生活啊，我的姊妹》中的一節，“燕麥田中的毒蛇” ，絕對是現實的，而“謙恭地整人” ，就是文字之外的象征意義了。

　　所以，準確的描寫，鮮活的形象，自己就會站出來說話。品藻之余，直讓人感到，所謂象征主義、意象主義、浪漫主義、現在主義，等等主義的文學流派和樣式，都是現實主義文學的衍生與孕育。作家的偉大，也好像并不取決于他自身所散發出的光芒，不過是生活的浩瀚之光，從他狹小的指縫之間，折射到蒼白的紙面上的一二縷而已。

　　所以，謙卑地垂首，反而是一種榮譽的風范，因為身姿一旦放低，反而更能進入生活的內部，更能得到“核心的核心” ，呈現出更為本質、更為獨特的意義，藝術的不朽，或許就這樣漸漸地近了。

　　事實也正是這樣。在當時獨領風騷、遮天蔽日的馬雅可夫斯基，到了今天，人們干脆就忘記了。而帕斯捷爾納克卻從歷史的覆蓋中，閃身而出，呈現出經久不衰的魅力。且不說那一部具有金子一般質地的《日瓦戈醫生》 ，即便是他早期的詩歌，也搖曳生姿，讓人百讀不厭，與偉大的里爾克、茨維塔耶娃一道，讓人景仰，并像他們之間那樣“純粹的愛”一樣，我們也愛得甘心情愿。

　　他偉大在自己的“準確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