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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一篇“我以為”的好小說(閻連科)

    http://www.jchcpp.cn 2014年05月06日09:37 來源:人民日報 閻連科

      《飄》是真正觸動我的小說,它帶我走進了世界文學的大門,促使我繼續閱讀《安娜·卡列尼娜》《復活》和《戰爭與和平》,而后是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和《白色草原》,并被那深刻的大自然體驗和觀察所感染,后來一步步踏上寫作之路,把寫作當做自己的欲望和理想。直到如今,我唯一的理想,就是寫一篇“我以為”的好小說。

      從文學發展的歷史來看,19世紀文學已經在文學拋物線上達到頂點,以雨果、司湯達、巴爾扎克、福樓拜、托爾斯泰等巨匠為首的偉大作家,極大地豐富著19世紀的文學生態。但其中蘊含著一個悖論,這種豐富的背后潛藏著難以抹去的單調。簡要地說,19世紀文學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時代,批判現實主義在更多時候占據著文學的主潮,F實主義的作家除了表現細節的真實外,主要還是“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相比之下,20世紀的文學卻精彩紛呈,自卡夫卡為現代主義小說奠基之后,意識流、存在主義、魔幻現實主義、黑色幽默等潮流輪番上演,形式多樣,風格迥異。無論如何,他們都以破竹之勢風靡神州,其中所蘊含的神奇力量,如一道道鋒利的犁鏵,開墾了冰封多年的中華沃土。20世紀30年代和80年代形成的中國文學的兩座高峰,都無一例外地受到西方文學資源的滋養。

      西方文學資源在滋養“魯郭茅巴老曹”等作家,以及影響新時期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主義等流派的同時,也如同一把雙刃劍,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文學的創作,成為當前中國文學無法翻越的高峰。不僅中國的文學創作者鮮有超越司湯達等人的小說,大多活在一百多年前的語言理想里,中國的評論家也似乎用19世紀的眼光來評判20、21世紀的文學和藝術,部分文學理論事實上已經滯后到無法評論當前的中國小說了。更不可思議的是,從學校到社會,人們一直視19世紀為文學的高峰,這種觀念廣泛影響到電影、繪畫等藝術的審美。在他們眼里,如果作家不塑造一個典型的人物,不對社會做深刻分析,不對人性有深刻發掘,那就不是好的小說。我們應該反思,這種做法究竟是否正確。

      在大多數讀者眼里,卡夫卡是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沒有卡夫卡,就沒有20世紀的文學?ǚ蚩◣缀鯖]有塑造出一個形象豐滿的典型人物,但他卻能通過內心的敏感感受到時代的復雜和痛苦,表現出人的異化,成為20世紀文學的先知,甚至是時代的先知?ǚ蚩ǖ膫ゴ笾幥∏≡谟,勇于跳出19世紀文學塑造纖毫畢見的典型人物的桎梏,卸下沉重的包袱,為當時的文壇貢獻了19世紀不曾出現的全新元素?ǚ蚩ǖ男≌f對人性并沒有多么深刻的發掘,《變形記》講述格里高爾變成甲蟲的故事,荒誕的背后是人的異化;《城堡》中主人公K費盡心機,最終也未能走進城堡,表現出當代人的荒誕、孤獨和絕望感?ǚ蚩▽19世紀文學的反叛,恰好成就了他的偉大。

      可以這樣說,以卡夫卡和馬爾克斯為代表的20世紀文學,為文學提供的最好營養就是:偉大的作家一定要有“我以為”意識,沒有“我以為”的意識就無法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文學就如清代詩人趙翼所說的那樣,“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今天即便有人再寫出《安娜·卡列尼娜》,也許不會像當初那樣引起轟動;即便有人再寫出一部《戰爭與和平》,也許不會有當時那么轟轟烈烈的叫好聲;因為時代和生活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到底什么樣的文學屬于我們這個時代,也即我說的“我以為”問題,這是當前作家需要思考的。

      很不幸的是,中國不少作家仍缺少這種“我以為”的意識,仍然在跟著別人走,是一種“機器主義”的創作,寫出的作品幾乎是大同小異的。盡管魯迅的作品被編選為“企鵝叢書”,也一直被視為中國現代最偉大的作家,但在外國的影響依然有限,甚至連魯迅小說的翻譯者也無法完全體悟其中人物的幽默和諷刺,就更談不上對作品的欣賞和喜愛了。

      當今中國作家深受19、20世紀文學或者某個偉大作家的影響,缺乏自己的風格和判斷,因而在世界文學中缺少獨樹一幟的特性。我們清晰地知道,19世紀是我們的傳統,20世紀也已經是我們的傳統。今天我們這代作家面臨的問題是,汲取了太多西方文學的經驗,對19世紀、20世紀文學如數家珍,卻無法逃脫19、20世紀文學所形成的經驗怪圈。

      回到中國當前的文學來看,中國當代作家的寫作幾乎都面臨著巨大的瓶頸。當今的中國文學非常強調文學的共性,而忽視了作家的個性,所有的批評家都在給小說創作提出這樣或那樣的要求。中國作家還沒有像卡夫卡那樣創造出和19世紀作家完全不同的小說來;沒有像加繆那樣一下子寫出一篇和其他小說完全不同的《局外人》;更沒有像馬爾克斯那樣開創出魔幻現實主義,寫出與以往閱讀經驗迥然不同的《百年孤獨》。

      拿起中國作家的小說來看,確實能找到它與另外某個或某幾個作家的聯系,而難以找出與他們的區別。這已經構成當前中國作家創作的瓶頸。賈平凹出版了新作品,余華出版了新作品,但是相對于他們以往的輝煌,他們仍不能脫離疲勞的瓶頸期,每一個人的作品都與他以前的作品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似。毫不危言聳聽地說,中國的文學直到今天,還走在19、20世紀文學的陰影里。

      “我以為”的好小說到底是怎么樣呢?在我看來,“我以為”的好小說恰是從西方小說中退回來,不是退回到傳統文學,退回到古代的章回小說,退回到明清小說,也不是退回到中國30年代的小說,而是一定要完成中國小說的現代性,完成東方小說的現代性。如果沒有實現東方小說的現代性,中國小說永遠也無法走向世界!拔乙詾椤钡暮眯≌f,已經不是當今世界普遍認為的好小說,而是寫作過程中所發現的不一樣的東西,是全新的元素,是對文學獨到的貢獻。

      我的理想僅僅是寫出一篇“我以為”的好小說。但“我以為”的好小說到底是什么,可能直到今天也沒有被完全找到,或許找到一點點,但是還未被人所接受。一個作家如果用畢生精力哪怕只寫出一篇像《變形記》——“我以為”的好小說——那樣的小說,他的創作也是偉大的。

      (本文為宋靜思根據閻連科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演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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