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期待的文學訪談(陳占敏)

——讀舒晉瑜文學訪談錄《說吧，從頭說起》

　　世紀交替以來，大概很少有哪一位記者像舒晉瑜這樣，對演進中的當下文學保持著如此持續的熱情關注、跟蹤、追索和探究，作了這么多的訪談了。舊世紀過去，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也將過半，物移斗轉中，“舒晉瑜訪談”已經成為了品牌性文學訪談，引人注目，也值得期待。

　　舒晉瑜是令人信任的。媒體時代，浮華時世，大轟大鳴的炒作式評論和宣傳面目可疑，信譽度日漸下降，有時候媒體上的大塊文章還不如三二知音的片言只語更能夠切中肯棨，深得文心。然而舒晉瑜是可靠可信的，她敏感而多思，熱情而沉潛，迅捷而深致。她跟蹤著當代文學，卻不亦步亦趨，她關注著文學熱點，卻不烈火烹油，她依賴自己的觀察、閱讀和判斷，自信而又自尊，由此確定下訪談對象和課題，她作出的便是沉靜的文學訪談，與那種一般意義上的“宣傳”“鼓吹”大不一樣的。

　　歷時十五年的綿密追問，舒晉瑜作下的文學訪談足可成卷成帙了，收入《說吧，從頭說起》中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就是從她這很小的一部分訪談中，也可以看出她是做出了什么樣的努力了。

　　想來，理想的文學訪談至少應該滿足兩個方面的期待，一是讀者方面的，一是受訪者方面的。舒晉瑜的文學訪談正是在滿足了這兩方面期待的意義上，成為了值得期待的文學訪談——這是由她以往的訪談得出的結論，又寄期望于未來。

　　作為讀者，他期待的會是什么樣的文學訪談呢？重大的文學現象的發生，重要的文學作品的出現，優秀作家的創作，這一些自然是讀者期待了解的；然而，單單做到這些，似乎還遠遠不夠理想的文學訪談的標準。好的文學訪談還應該到達一般讀者到達不了的幽僻之處，給讀者一種“發現”的驚喜，被埋沒的作家的發現，被漠視的作品的發現，被忽略的問題的發現，如此等等�！鞍l現”便依賴于眼光和判斷，甚至某種意義上的膽識了。舒晉瑜的文學訪談，首先便在這里滿足了我們的期待。

　　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的新時期文學，過去了篳路襤褸的發軔期，生機勃發的青春期，似乎步入成熟期了。不再有紛亂的旗幟招展，不再有那么多狂熱的口號呼喊，作品的出現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快捷，數量和速度都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在這樣的文學形勢下，一個記者如果沒有自己的眼力，失去了自己的判斷，他就只能跟在大勢下追跑，疲于奔命，人云亦云。豈止是記者，評論家也是如此。那種“一犬吠影十犬吠聲”式的評論和宣傳，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產生的。舒晉瑜可貴的恰恰是她獨到的眼光，冷靜的判斷。張煒的《你在高原》橫空出世，不僅僅在體量上引人注目，而且是在這卷帙浩繁的長篇中集中了作家對當代社會以至歷史全方位的思考，思想容量和藝術含量都達到了難能的標高。舒晉瑜的訪談便注目于這部巨著，提出了“這一巨著的出版，在當下浮躁的社會是多么不合時宜”的問題。針對《你在高原》寫作22 年，持續的耐力在張煒大約不算挑戰，“但是又如何保持每次創作的沖動和新鮮感，使細膩詩性的語言和飽滿的情感一以貫之”這樣的問題，舒晉瑜向張煒提出了發問；于是也就引出了張煒對職業寫作出現的“職業病”，“精神小康”的平庸性等見解的闡說。這樣的訪談，就不止于《你在高原》這一巨著，而引向了遠處，滿足了讀者對于“發現”的期待。

　　這樣的發現，自然首先要依賴于訪問者的識見，他的發問就是契機，就是動因。韓少功的《暗示》一問世，就在體裁上有爭議，有人認為它不是小說。舒晉瑜發現了在《暗示》背后，似乎潛伏著論爭的熱烈。她便見識不凡地指出，《暗示》看上去不像小說，更像雜文。而且，她還從韓少功自稱是“文體破壞”的創新之作中，隱約看出了韓少功的很多作品與魏晉的筆記小說《搜神記》、《世說新語》的體式的接近。這樣的一些識見，就遠遠地高出了許多一般記者了。她還看到了《暗示》中指出了知識分子的虛偽之處，實屬明慧之見，不可等閑視之。

　　面對舒晉瑜這樣的訪問者，受訪者會被激發，被啟迪，進而生發出連自己也預料不到的高論吧。這也正是受訪者滿心期待的。訪問者不會把平庸的作家作為訪問對象，優秀作家也不會喜歡平庸的訪問者。陳陳相因，規行矩步，那樣的訪談還會有什么意思。在受訪者這里，他不僅期待著訪問者提出新銳的問題，他甚至期待著一種挑戰性發問，哪怕那種發問會造成一時的尷尬、語塞、不那么舒服。這就要靠訪問者的膽識了，還要具備一些勇氣。在訪問王蒙時，舒晉瑜從《王蒙的<紅樓夢>》(講說本)中，看到了王蒙一貫的汪洋恣肆的語言風格，她緊接著發問：“是否也存在語言不夠節制的問題？”在談到王蒙的自傳時，舒晉瑜看出了在自傳汪洋恣肆的揮灑中、氣勢磅礴的排比句中，“還是有一些刻薄和不原諒”。這樣尖銳的發問，真的不僅僅需要見識，也需要“膽量”了�？少F的是舒晉瑜不憚于質疑，她有自尊和自信作底子，不管面對了如何名滿天下的作家，她都不卑不亢，直問下去。對于舒晉瑜“有一些刻薄和不原諒”的質疑，王蒙也表現出了可貴的大度，回答說“還是自己的修養不到家，有筆下冒火的時候，還需要加強學習與修身的功夫”。

　　舒晉瑜的見地由她認真讀書產生，膽識也建基于此。她每作一次訪談，都是做足了功課的。她每訪問一位作家，她就盡可能把作家的全部重要作品讀過，與作家作品相聯的文學現象、文學思潮也進行全面了解。訪問韓少功，他由韓少功發表在1974年《湘江文藝》上的《一條胖鯉魚》談起，訪問王安憶，她談到了王安憶70年代開始寫作，訪問張煒，她幾乎涉及了張煒的全部重要作品。這樣的訪問，需要訪問者多么巨大的閱讀量，可想而知；然而，扎實可靠的文學訪談卻必須由此出發，才不至于浮光掠影，淺嘗輒止。

　　可以想見，舒晉瑜胸中是揣了一張文學地圖的，文學，尤其是新時期文學的山川河谷列布其上，它們的來勢走向歷歷在目，文學史的脈系淵源也隱現其中。不過，舒晉瑜卻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學導游，只把文學“游客”引到熟悉的景點上去，一一指點；她時出機杼，探幽尋勝，常常會把人導向幽僻佳地，水流花開，便在那光風霽月的妙處。在王蒙的訪談中，她談到王蒙寫新疆的作品，指出新疆的題材是文學史和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的題材模式，從最早的《穆天子傳》到《法顯傳》、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直到清代大臣洪亮吉的《伊犁日記》《天山客話》、林則徐赴戍新疆的《荷戈紀程》，王蒙的作品似乎是西行文學題材的延續，但另有一重深刻的意義。這樣追根溯源的梳理，便有了史的意義，不是簡單的訪問了。舒晉瑜實際上已經成了受訪者的一個對話者。由訪問而對話，是文學訪談的一個質的跨越，依然要靠訪問者的學問和識見，需要長期的積累，單單臨時的做功課恐怕還不能奏效。

　　讀有些記者的訪談，會忽略了訪問者，而只是專注于受訪者，看受訪者說了什么。讀舒晉瑜的訪談，舒晉瑜便構成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你怎么也不能不關注她的發問，她的見地。她的采訪手記中寫王安憶，“她在這浮華的現代城市中，以細膩飽滿的文字，書寫日常的精致與繁榮”，“王安憶筆下的人物，都被日子裹挾著，或疾或緩地往前走”，寫韓少功，“知情人很容易從韓少功的很多作品辨別出經歷、感受、語言等方面的海南元素，哪怕是寫湖南，海南也成了他重要的參照系，成為作品中隱形的‘主角’�！弊x著這樣的文字，很自然地就把舒晉瑜文學訪談的獨特性讀出來了，從而認出，這便是“舒晉瑜訪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