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恩師李霽野(陳漱渝)

——紀念李霽野先生誕生110周年

　　霽野老師去世之后，我寫了四篇紀念文章，主要的意思都在文章中表達了，不想再照本宣科，在這里只補充幾句。我當過十四年中學老師，經過包括霽野老師在內的一些前輩、朋友的幫助，才走上了魯迅研究的道路。我對他們常懷感恩之心，因為他們幫我點燃了希望之火，走出了文革時期最幽暗的生命隧道。我認為這是一種正常的人性，并不能證明我這個人特別尊師、特別懷舊、特別惜緣、特別知情。如果對在人生轉折時期幫助過自己的人以怨報德，這才是一種人性的扭曲。霽野老師特別提攜我，關愛我，甚至在我做錯了事讓他特別生氣的時候仍然原諒我，也并不是因為我有什么過人的才華，無非是我無意中發現了一封書信和一份清單，證明未名社結清了魯迅的版稅，使霽野老師不至于蒙受欠魯迅錢的不白之冤�，F在弘揚傳統道德，“投桃報李”就是一種傳統道德，在當今這個人情涼薄的社會是一種稀缺的精神資源。

　　過去我把翻譯看得比創作和研究簡單，其實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它不僅是一種文筆的轉換，而且是一種觀念認知和價值選擇

　　李霽野老師廣為人知，主要是因為他是魯迅培養下不斷成長的一位著名翻譯家，而在他翻譯的近二十部作品中，影響最大的就是英國作家夏洛特·勃朗蒂的《簡·愛》 。據說，廖靜文17歲就讀過這個譯本，后來有人勸她不要嫁給多病的畫家徐悲鴻。她表示，純潔善良的簡·愛能夠嫁給年紀比她大、眼睛又失明的羅契斯特，她為什么就不能嫁給徐悲鴻呢？這只是一個小例子。據說毛澤東也讀過這個譯本。當然不能因為毛讀過就證明這本書翻譯得特別好，但卻能說是這本書影響廣泛，因此才有機會多次重版。

　　過去我把翻譯看得比創作和研究簡單，好像只要能懂外文就能夠對譯，其實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它不僅是一種文筆的轉換，而且是一種觀念認知和價值選擇。在霽野老師翻譯的《簡·愛》出版之前，就出版了伍光建翻譯的《孤女飄零記》 ，也就是《簡·愛》的另一個譯名，霽野老師肯定看過這個譯本。大家知道，伍光建跟嚴復、林紓一樣，都是中國翻譯界的開山祖師，不過嚴復、林紓都是用文言文進行翻譯，伍光建是用白話文進行翻譯。伍光建翻譯面廣，多達130多種；數量又多，大約有一億字，當然功不可沒。而且他早有機會到西歐、美國考察，英文基礎應該打得比較好；不像李先生，先出書，得了稿費，才有機會出國。茅盾曾經寫過評論，認為伍譯本和李譯本各具特色：伍譯本有刪節，適合一般讀者讀；李譯本忠實于原文，適合文藝青年讀。我以為茅盾這個評論比較表面化。伍譯本的問題并不在刪節。 《約翰·克里斯朵夫》也有縮寫本，但保留了原著的精華，而伍譯本卻對原著中的景物描寫和人物描寫做了大量刪節，視為冗文贅筆，而不了解其中體現的宗教寓意。伍譯本還把原著中的“修女”譯為“尼姑” ，“天使”譯為“仙女” ，“精靈”譯為“神仙” ，這就混淆了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的界限。從這個意義上是否可以認為，伍光建其實對《簡·愛》并沒有完全讀懂？我認為，李譯本遠遠超過伍譯本，這應該是毫無疑義的。此后《簡·愛》又有了祝慶英、吳鈞燮、黃源深等人的譯本，各具特色，符合魯迅提倡的“重譯”精神。霽野老師對此后的譯本十分尊重，絲毫沒有“文人相輕”的狹隘心理，這也是十分可貴、十分難得的一種品質。

　　說莽原社與未名社的關系至今還“打了一個懸而未解的結” ，其實這個問題應該說早已經澄清了，結早就解開了

　　不久前，有媒體多個版面刊發了研究未名社的文章，這應該跟紀念李霽野先生誕辰110周年有關，是一種可喜的動向。不過有些文章似乎連一些基本的史實都還沒搞清楚。比如開篇之作題為《文學史中的未名社》 ，說莽原社與未名社的關系至今還“打了一個懸而未解的結” 。其實這個問題應該說早已經澄清了，結早就解開了。

　　所謂“莽原社”只是出版《莽原》周刊時對外采用的一個名稱，“莽原”二字是從一部字典上隨手翻來的，并無一個正式的社團和綱領。1925年4月下旬， 《京報》原有的《圖畫周刊》 (第五種)團體解散，不能繼續出版，故以《莽原》周刊取代。編輯者為魯迅，主要協助者為高長虹和荊有麟；李霽野、臺靜農、韋素園、韋叢蕪在魯迅看來只是“聲援者” 。作者們的共同追求無非是“率性而言，憑心立論，忠于現世，望彼將來” ，開展“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 。從1925年4月24日至同年11月27日， 《莽原》周刊共出版了32期，除魯迅外，未名社成員在該周刊共發表了二十篇文章和譯作。 《莽原》周刊發行時，未名社尚未成立。

　　未名社成立于1925年夏天，是以魯導為精神領袖的一個青年文學社團。正式社員共六人，即魯迅、李霽野、臺靜農、韋素園、韋叢蕪、曹靖華，其中有四人是安徽籍的同鄉好友。曹靖華是河南人，但因為跟韋素園同赴蘇聯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關系親密，故也成為了該社的成員�！拔疵�”社的“未名”二字不是“無名” ，而是“還未想定名目” ，雖無綱領，但以翻譯為事業中心。未名社系合資創辦，魯迅掏了350元，其余五人各掏50元。該社經營不善時，魯迅正式宣布退社。所以未名社組織比較嚴密，成員十分明確，成果比較豐碩，活動時間也相對長，這些都是“莽原社”無法相比的。 《莽原》半月刊(1926年1月10日至1927年11月25日，共46期)和《未名》半月刊(1928年1月10日至1930年4月30日共24期)都是未名社的期刊，高長虹、向培良等只是《莽原》半月刊的投稿者，跟《未名》半月刊則毫無關系。

　　作為魯門弟子，魯迅去世之后霽野師含著感激的熱淚寫了不少回憶、悼念的文章，流傳最廣、影響最大而又引起爭議的有兩段話

　　作為魯門弟子，魯迅去世之后霽野師含著感激的熱淚寫了不少回憶、悼念的文章，散見于《李霽野文集》二卷所收的《紀念魯迅先生》 《華誕集》 《舊懷集》 。但最為集中、最具史料價值的無疑是《魯迅先生與未名社》一書。這本書全是霽野師的親見、親聞、親歷，為研究中國現代社團史和文學史者所必讀。在霽野師回憶魯迅的文字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而又引起爭議的有以下兩段話。

　　1956年8月25日，為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霽野師寫了《魯迅先生兩次回北京》一文，回憶1929年5月魯迅回北京探親時，霽野師問魯迅是否入了黨。魯迅說“并沒有，不過他覺得馬克思主義是最明快的哲學，許多以前認為很糾纏不清的問題，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看，就明白了。 ”“不過魯迅先生最討厭空嚷嚷的，他多次說到，要建設真正的革命文學，必須先有實踐的生活，必須腳踏實地地介紹些可供參考的文藝理論和作品。 ”我認為霽野師的上述回憶是可靠的，并沒有拔高或神化魯迅。這可以用魯迅1928年7月22日致韋素園信來印證。魯迅在這封信中寫道：“以史底唯物論批評文藝的書，我也曾看了一點，以為那是極直捷爽快的，有許多昧曖難解的問題，都可以說明。但近來創造者一派，卻主張一切都非依這史觀來著作不可，自己又不懂，弄得一塌糊涂，但他們近來忽然都不響了，膽小而又要革命。 ”“史底唯物論” ，是馬克思主義的另一提法�？梢婔斞�1928年使用的書面語言跟1929年使用的口語，表達的意思完全一致。

　　近些年來，被一些論者頻頻引用的還有霽野師回憶錄中的另一段記載：“最后相見時，我們談起深為我們懷念的F君，先生自己并不提這件事，卻只說到他的誠實。諷刺著當時的‘革命文學家’對于自己的攻擊，先生故作莊重的向F君說，你們來到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F君連忙搖頭擺手的說：‘那弗會，那弗會！ ’笑聲在耳，先生卻已長逝。 ” ( 《憶魯迅先生》 ， 《魯迅先生紀念集》 ，第68頁，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1937年初版)魯迅提到的“F君” ，就是黨員作家馮雪峰。霽野先生的此文寫于1936年11月11日，魯迅剛剛去世時，完全真實可靠。不過有些論者之所以對這段回憶有濃厚的興趣，是想以此證明魯迅晚年已對共產黨產生了幻滅，對共產主義文化產生了幻滅。我以為這種理解是以偏概全。其實霽野師的回憶錄寫得很清楚，魯迅所說的那些恨不得要殺他的人，指后期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革命文學家’ 。他們把魯迅視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反革命” 。但這種極左的傾向已經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評，并在籌組左聯的過程中進行了糾正。1976年6月15日，霽野師又寫了一篇《我和魯迅先生最后一次會晤》 ，回憶1936年初夏他拜訪魯迅的詳細情況。這篇文章介紹了魯迅當時對十月革命道路的向往，以及對中國革命前途的樂觀信念。這些內容在上世紀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是不能公開發表的，可以作為《憶魯迅先生》一文的必要補充。

　　霽野老師是1997年5月4日去世的，享年94歲。我結識他時，他剛過古稀之年，在我心目中就已經是很老很老的老人了，因為他還在風華正茂的時候，就給魯迅留下了“頭發和胡子統統長得要命” ( 《憶韋素園君》 )的印象。一眨眼，我也到了毛澤東所說的“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的歲數。我想，一個人壽命的長短往往不是自己所能操控的事情，但只要真誠地工作了一生，做了時間、環境和個人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就可以坦然地說一句：“我竭盡了自己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