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先生的“自知之明”(高莽)

馮至

　　魯迅先生稱贊馮至是“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這是多大的榮譽！但馮先生從不借魯迅先生的贊譽炫耀自己。同樣，他寫的關于伍子胥，關于杜甫的中國歷史小說洋溢著真情與歷史感，深刻而又感人，人們贊揚他，他只是謙虛地表示：那僅僅是他“用一點工夫寫出來的”。

　　1964年，馮至先生到中國科學院新成立的外國文學研究所擔任第一任所長；同時繼茅盾、曹靖華之后，又兼任《世界文學》雜志主編。我作為該刊的一名編輯，從那時起，便有機會較多地接觸馮先生并聆聽他的教誨。

　　馮至先生長期以來就極其重視文學翻譯工作。早在20世紀40年代他就說過：“翻譯外國文學，不外乎為了兩個目的：積極方面是豐富自己，啟發自己，消極方面是糾正自己，并在比較中可以知道自己的文學正處在一個什么地位�！彼�的這個標準，對于今天的翻譯界仍然是適用的。誠然，在這之后，他又多次專門論述過文學翻譯的重要意義。

　　有一次我看到馮先生寫的文章中涉及瑞典劇作家、小說家斯特林貝。我曾經注意過這位才華橫溢的人，他遠離中國，居然專門研究漢字，還寫成《中國文字溯源》一書。我奇怪的是別人把他的姓譯成“斯特林堡”，而馮先生寫成“斯特林貝”。是筆誤？我把自己的疑惑告訴了馮先生。馮先生認真地聽了我的意見，卻沒有改動譯名，但作了一個解釋。他說他在北京大學讀書時，聽過魯迅先生的課。魯迅無意中提到斯特林貝名字的翻譯方法。魯迅先生說：斯特林貝這個名字，一般都譯為斯特林堡，他認為這種譯法欠妥。他說burg有堡的涵義，人名地名若以burg收尾，譯成“堡”，即譯了音又表達了意。至于以berg收尾，不能譯成“堡”，因為這既不是譯音也不是譯意。

　　馮先生牢牢記住了魯迅先生的教導，從那以后，每逢遇到berg收尾的人名或地名。他從不譯成“堡”。這是翻譯上的一個小例子，但給從事翻譯的人以很大的啟發。

　　大家盛贊馮至先生在介紹外國文學方面的貢獻，他卻以慣有的謙恭表示，他不過是一名外國文學界的“導游者”。

　　我和馮先生接觸中，很少聽到他談及魯迅先生與他個人的關系�？墒俏覀儚聂斞赶壬�的日記，從他人的回憶錄中，知道青年時代馮至曾幾次訪問過魯迅先生，魯迅先生評論過馮至參與編的《沉鐘》雜志，評論過他的作品，還給他寫過信。魯迅先生稱贊馮至是“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這是多大的榮譽！但馮先生從不借魯迅先生的贊譽炫耀自己。同樣，他寫的關于伍子胥，關于杜甫的中國歷史小說洋溢著真情與歷史感，深刻而又感人，人們贊揚他，他只是謙虛地表示：那僅僅是他“用一點工夫寫出來的�！彼�在治學方面表現出異常嚴肅、科學的態度，無疑是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方面的楷模。

　　在馮至先生領導下，我工作了近30年，可是我沒有能力寫出評論馮至先生的學術、詩歌與小說的創作以及翻譯等方面的文章。但，沒有想到的是我竟為馮先生畫了一些速寫和肖像：馮先生在作報告，馮先生開會時在發言，馮先生在與人聊天，甚至“文革”期間馮先生在作檢討，下放“五七干�！�，走泥濘的路，直到馮先生彌留期間躺在協和醫院病床上的最后時刻。

　　1980年馮至先生75壽辰，我為他畫了一幅水墨肖像。馮先生站在一片青翠竹子前。先生在畫上提了一首詩：

　　歲月催人晚節重，

　　舊皮脫落覺身輕。

　　常于風雨連綿后，

　　喜見紅霞映夕晴。

　　先生告訴我，這是他的一首舊體詩，為自譴自立而做，并不為發表用。我覺得這首詩寫出了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復雜心理，既有對過去的否定，又有對晚年的珍視，又表現了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曲折和對未來的喜悅與向往。

　　講到這里我不能不引證他晚年時寫的一首詩《自傳》：

　　三十年代我否定過我二十年代的詩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過我四十年代的創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過去的一切都說成錯。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過去的那些否定。

　　我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縱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到底應該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進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難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這是多么有哲理的作品��！他寫盡了中國的文人的命運，詩人的苦惱，政治運動中的掙扎，悲喜交加的經歷……

　　馮先生在他的遺囑中，諄諄告誡后代：希望他們“老實做人，認真工作，不欺世盜名，不傷天害理，努力做中華民族的好兒女”。這豈止是對自己的后代，也是對所有的后來人，特別是對我們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人員的語重心長地期望。

　　馮至先生是我國外國文學界的一面旗，迎風招展，號召我們永遠不要滿足于現狀，永遠有所追求，要能夠否定自己，也要善于肯定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作者系著名翻譯家、作家、畫家、俄羅斯文學研究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榮譽博士，俄羅斯作家協會名譽會員，俄羅斯美術研究院榮譽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