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在《貴妃醉酒》中的劇照3月8日下午,剛剛成立的中國戲曲評論學會舉辦了“中國戲曲文化價值理念”座談會,多位戲曲專家就此議題發表了看法。
解璽璋(歷史學者,文藝評論家):前幾年讀王元化先生的書,他就提出:你要想認識中國戲曲的文化價值理念,首先要認識中國文化的價值理念。那么中華文化的價值理念到底是什么?從社會、道德講很多,但是從文化、審美的角度講應該是什么樣的理念?現在我們的戲曲觀其實是從西方來的。19世紀的寫實主義發展到20世紀分解為:一個是走到現實主義,一是現代主義,F代主義都被市場吞沒了,連孟京輝都被市場化了。但現在還有人說我們要現實主義,實際上現實主義和中國戲曲毫無關系。這么多年,不管是戲曲界,還是話劇界的人,都是從寫實的角度,從話劇的角度來理解中國的戲劇,改造中國的戲劇。首先都是西方的戲劇觀,都是話劇的戲劇觀,都是說話的,不是表演的。用話劇改造京劇,走的是一條反方向的路。其實一條正確的路我覺得是用中國的戲曲改造話劇,才能真正造就中國民族的戲劇。代表人物就是焦菊隱,還有黃佐臨,他們才是真正給中國戲劇有過貢獻的人物。
中國戲曲的文化價值理念究竟是什么?大家都在說虛擬性,同樣我也覺得,道德感,也是中國戲劇的價值理念。傳統中國人的道德,不是在學校里上政治課培養出來的,都是在聽戲聽出來的,都是從劇場里慢慢熏陶出來的。中國戲曲里邊忠孝節義、仁義禮智信都有。為什么晚清民國的時候那些比較先進的人物,他們很重視戲曲?他們是看重了戲曲深入人心的手段,但是他們對過去戲曲表現的東西不滿意。當時中國面臨一個啟蒙的問題,一個救亡的問題,所以他們希望改造中國的舊戲,把新的東西裝進去,用新的東西,用戲曲這樣一種形式來教育老百姓,但實際上這是不成功的。
再有一個,我覺得中國戲曲還有一個很好的傳統:以歌舞演故事。這跟西方的戲劇傳統,說話的傳統完全不一樣。戲劇不是講道理,戲曲就是演戲,要有戲演才行。沒戲演,光說教不成。歷史留下一個遺憾,就是后來余上沅、聞一多這些從歐美留學回來的人,認識到中國戲曲價值的人,他們提出的中國戲曲觀沒有成為社會的主流,被救亡和啟蒙的浪潮給卷走了。到了上個世紀30年代,左翼主導了文化以后,現實主義更是別人不能說不的東西。
我們如果用現實主義要求京劇,要求戲曲,京劇會變成什么東西?我認為1950年代初期的戲改對中國戲劇造成的危害極大,連梅蘭芳都說沒戲可演。我們要認識中國戲曲文化的價值理念,必須把戲曲觀的問題清理清楚。中國的戲劇,我說的是包括中國的戲曲和話劇,往哪個方向走?其實西方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看到中國的戲曲的優點的,開始放棄寫實的東西,追求寫意,追求象征性,追求間離效果。而我們是逆向的,我們跑到歐洲19、18世紀去了,我們把舞臺弄得很滿,我們追求每一個細節都真實,這是不可能的,戲劇就是戲劇。
宗春啟(學者,北京市記協常務副主席):有人說,中國的戲曲就是中國人的《圣經》,我很贊同這句話。它的文化價值在哪?就在于它和《圣經》一樣的作用。我姥姥就是個例子,我姥姥大字不識,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但是她滿腦袋忠孝節義,都從戲曲中來的。所以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戲曲起的作用就是《圣經》。戲劇要想站住腳,要想在老百姓中深入人心就得按照規律來辦事,得有故事,得有角兒,得好聽,好看,得讓人們產生心理共鳴,得跟社會現實合拍。
一個好的文藝作品,一定是在當代引起廣大受眾的共鳴,否則站不住腳。這里面有兩個問題:一是要符合戲曲的規律,要有欣賞價值,要美,要好聽,好看;二是要有現代的思想意識。這需要兩個方面的力量:一是演員,二是文人。當年梅蘭芳的戲劇,本身他會唱,他是角兒,另外又有一批文人寫本子,所以他的戲就火了。
康式昭(戲曲評論家):說現在戲劇到底路子走得怎么樣,是不是全盤都錯了,我覺得尚待研究。對于絕對化的東西我有四個字:不敢茍同。因為我們的戲曲文化既有內容,又有形式,不是只有形式沒有內容的。我們的內容到底怎么樣?我們的創作手法,到底有多少?對戲曲文化傳達的理念也要一分為二。它傳達的理念有民主文化的精粹,也有糟粕。我們講到忠孝節義,仁義禮智信,這些東西有些也要一分為二。程朱理學要求存天理,滅人欲,絕對是把儒學中一些消極的東西發展到了極致——三從四德,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這些糟粕的東西也要批判地正視。
秦華生(梅蘭芳紀念館館長):我們知道梅蘭芳1930年訪問美國,1935年訪問蘇聯,梅蘭芳大師對戲曲文化,并不是盲目地改造中國文化、中國昆曲,他能夠唱很多昆曲,他有文化之心,自費到美國演出,受邀請到蘇聯演出,他也到歐洲考察戲劇、歌劇,他也吸收了一些東西,所以產生了梅蘭芳大師的繼承和革新。他把爺爺輩、師傅輩不好的東西淡掉,他不是盲目地革新,他有文化的憂患,他有對文化人的尊重,有一些文化人幫助他改造京劇。我們現在看的就是《天女散花》、《霸王別姬》等各種各樣的舞蹈。他把很多民族舞蹈帶進戲曲表演,使京劇旦角產生質的飛躍。從思想,理念,到全場的表現,他沒有盲目地說西方的話劇好壞。他到美國去,跟卓別林,跟美國的電影大師交流;他到蘇聯去,跟蘇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交流。電影藝術家都認為梅蘭芳了不起,他在中國戲曲的傳承革新上,做了很好的榜樣,F在是全球化時代,觀眾是這樣一些觀眾,中國戲曲從文化價值理念到整個的美學價值,如何跟上時代,跟上當代的觀眾審美的需求,還需要進行一系列的研究,和藝術實踐的實驗。
張文華(北京市文化局黨組書記):如何有效、有力地讓中國戲曲傳承正確的價值觀?我想應該處理好幾個關系的統一。一是表現真善美和批判假惡丑的統一,F在有個誤區:弘揚主旋律必須是弘揚,不能診病,不能看病。正面弘揚真善美是真善美,批判假惡丑也是弘揚真善美。我小時候聽說一句話:常懷悲憤才有好的東西,不然怎么有司馬遷的《史記》,屈原的《離騷》?弘揚主旋律,就該提倡多樣化——包括題材的多樣化。我可能看似寫一個丑惡的、黑暗的事情,但是我反映的是光明的道理——這個是對立統一。二是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統一。戲劇評獎,首先要看思想內容,我不反對。但是如果思想內容很好,藝術上不好也不能評,這是我的觀點。你要光是傳播思想,你看報紙就好了,干嗎編戲?戲關鍵是好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三是要處理好挖掘表演傳統劇目和創作現代劇目的關系。我們現在老提創新,這是有的,但是我們同時要看到我們傳統劇目的整理和表演是不夠的,中國戲曲共有三千多出,能演多少出?大概不到一百出,很可悲了,說嚴重一點是對歷史的犯罪,F在是不是我們該清醒一點,在熱衷于花巨資排新戲的同時,花一點錢把舊的劇目整理表演出來?
下一個可能是大家更關心的:處理好中國戲曲的本質規律、本質特點與創新表現手法的關系。中國戲曲的本質規律、本質特點是什么?有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叫無聲不歌,咳嗽也是唱,哭也是唱,哭不是哭,是歌唱,咳嗽也是歌唱,呸也是歌唱,正常人不能那么呸人的。第二叫無動不舞——移步也是舞,不動也是舞。三是不許真器上臺。四是不許寫實動作。
最后,就是處理好傳承流派和創新流派的關系,F在有一些演員、藝術家急于創新流派,我們也應該鼓勵,但是我們別忽略,傳承流派是非常重要的,拿事實說話。清末民初以來形成的偉大的流派,到今天為止誰超過了?或者說有像樣的徒弟嗎?當年李少春先生偉大不偉大?但行家都說他脫離余門太早了,如果他不脫離,他的歷史地位、作用會更大。
靳飛(戲曲評論家):我曾經跟王元化先生討論過京劇與中國儒教的關系。之所以用儒教而不是用儒家,是因為它們是兩個概念:儒家是思想,但是儒教有準宗教的色彩——儒家思想向民間滲透的過程中,把儒家思想里的倫理道德無限崇高化,創造出一種包括天地鬼神都要遵守的超倫理道德規范。它提煉出的超倫理道德規范給民眾,給老百姓以一種宗教般的永恒感和庇護感。中國老百姓在京劇的劇場里,體驗著儒教的精神。我們的京劇劇場就是中國儒教的教堂,中國的京劇就是中國儒教的贊美詩。這一切取決于藝術表達能力的問題,藝術家的藝術程度越高,他傳達的感情越能打動人。后來講的忠孝仁義的觀念,已經概念化了。但是你用特別的歌唱去表達忠的感情是非常催人淚下的。所以說京劇在孕育的過程中,在娘胎里就注入了儒教的精神和感情,經高超的藝術家傳唱的時候特別有感染力,特別打動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