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未然與冼星海(石灣)

　　江青曾指令中央樂團將《黃河大合唱》的歌詞從頭到尾改寫一遍。李德倫奉命帶一個小組干這件苦差使。改完了，也開始練唱了，李德倫心里仍在打鼓，想這件事無論如何得報告周總理。于是就托人抄出一個大本子，一邊是原詞，一邊是改填的新詞，親自送去。周總理皺著眉頭翻閱，翻到他熟悉的《保衛黃河》，生氣地說：“‘風在吼，馬在叫’有什么不好？為什么一定要改成‘紅旗飄，軍號響’？要改，也得原作者自己來改嘛！”

　　幾十年前，我曾一度參與歌曲的征集和編選工作，并習寫歌詞，與多位作曲家有過合作。從那時起，我就認定在中國新音樂史上，詞曲作者有兩個堪稱典范的黃金搭檔，那就是田漢與聶耳、光未然與冼星海。余生也晚，直到1998年，才有幸與這四位前輩中當時尚健在的光未然有了當面請教的機會。

　　那年年初，經過我的努力爭取，張光年同志決定將他的一部即將編就的《光未然詩存》交給作家出版社出版，我應約去他家敲定編輯出版的具體方案。那天光年(他原是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但我們作協的干部群眾，從不叫他的官稱，均親切地直呼其名)神采煥發，很是健談。在聊了有關《黃河大合唱》誕生經過和他詩歌創作道路上的許多故事之后，他告訴我，這部詩集收入他從三十年代以來的絕大部分作品。他先就如何分卷征詢我的意見：是以代表性的作品作卷名，還是以年代作卷名？最后商定，不妨兩者兼顧。如首卷叫“黃河卷(三十年代)”。把每卷所收篇目理了一遍之后，我頓生一念：假如在每卷卷首，都能有一張他相應年代的照片該有多好呀！就在我向他提出這一建議時，他興奮接受之余，轉身問夫人黃葉綠：“不知我三四十年代的老照片還能找得到嗎？”黃葉綠答：“你戰爭年代的照片保存下來的本來就很少，又經歷了‘文革’抄家……盡力幫你找找試試吧！”未想到我2月14日下午去他家取編定的書稿時，一見面，黃葉綠就告訴我，她翻箱倒柜，終于大海撈針，找到了一張很小的光年三十年代的老照片。她在把這張珍貴的照片拿給我看時，光年笑容滿面地解說：“這照是1937年5月在上海遠郊大場山海工學團的操場上參加練唱《五月的鮮花》時拍攝的。上千工人、店員、學生冒著犯法的風險參加群眾歌詠大會，冼星海、張曙輪流登上方桌，十分嚴肅熱情地指揮大家練唱《五月的鮮花》，群情激奮，斗志昂揚，那場面壯觀極了！我就是那天結識星海的。他那天汗流浹背反復不倦地指揮教唱這首歌，我深受感動，至今難忘��！”

　　關于光未然與冼星海首次見面的情景，當時剛考入陶行知先生創辦的山海工學團藝友師范班的許翰如(抗戰期間任孩子劇團團長、“文革”前任中國作協秘書長)回憶：“我們山海工學團的東北詩人，任教語文的李雷老師也在人群中聽冼星海教唱《五月的鮮花》。李雷老師原就學于北平東北大學，參加過該校1936年的演劇活動，與光未然相識為友。在大家自行哼唱休息時，李雷老師突然走到講臺上，向來聽教唱歌的群眾說明這首歌的來歷，并指著臺下說：‘歌詞作者光未然就在這里�！�聽教歌的人們并不認識光未然，經李雷老師這一番介紹，大家都不約而合同地把目光注視著光未然，幾個熱情的青年立刻前來把他舉到臺上，請他講一講這首歌詞的創作情況。光未然原本沒有準備講話，這時逼上梁山，也只好說上幾句。光未然的講話受到大家熱烈歡迎，由此光未然也結識了冼星海和張曙兩位音樂家，成為樂壇的好友和合作者�！�(中國作家協會編《回憶張光年》第232頁) ■石灣

　　1936年5月30日，拓荒劇團在漢口維多利亞禮堂公演 《國防三部曲》：田漢的《水銀燈下》、光未然的《勝利的微笑》、藍楓(光未然臨時化名)的 《阿細姑娘》�！段逶碌孽r花》是獨幕劇《阿細姑娘》的序曲，當時是由武昌藝專的教師馬絲白譜曲演唱。同年夏天東北大學排演《阿細姑娘》時，因發表這個劇本的刊物上未登曲譜，便請東大的數學教師閻述詩作了曲。閻述詩是從東北流亡到關內來的，曾在北平宣外菜市口，目睹了“一二·九”愛國運動被殘酷鎮壓的情景，以他的切身感受和滿腔悲憤譜成的曲調，樸素、親切、沉痛而堅定，十分打動人心，在北平唱開之后，很快就在各地救亡運動中廣泛傳唱。因此，那天冼星海和張曙在大場教唱《五月的鮮花》之前，光未然并不知有閻述詩其人，也不會唱閻述詩為之譜曲的這首由他自己作詞的歌。

　　盡管光未然后來一直無緣與閻述詩謀面，但因那天聽冼星海教唱由閻述詩譜曲的 《五月的鮮花》，卻意外地認識了冼星海、張曙這兩位“一見如故”的“藝術上的兄長”，迎來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創作機遇。據他回憶，“第二天下午，我應邀到星海的寓所去談天。他首先向我介紹了他那可親可敬的媽媽，隨后關切地問我的情況。我那時二十三歲，因為在武漢待不下去了，頭年冬天逃到上海，靠零星的稿費和朋友的支援維持生活，也算是亭子間里的小文化人吧。星海比我大八歲。大家知道，他平時是沉黙寡言的。這次交談，他卻談了許多。他談到了他備嘗艱苦的游歐經歷，歸國后的抱負，也談到當時不愉快的處境。他鄙棄當時音樂界一些人對西洋音樂的抄襲和模仿。他自豪地說：我是一個東方作曲家，我要創造為人民大眾喜愛的有東方民族特色的音樂，為我國的民族解放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獻出自己的力量�！�…臨別的時候，他提出要求，說高爾基周年祭辰迫近，要我寫一首紀念歌的歌詞。我欣然應命，第二天交給他了。這是我們合作的第一支歌曲�！�(《張光年文集》第四卷第66頁)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光未然和星海、張曙先后離開上海。1938年4月，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期間，他們在武漢相聚，都被安排到周恩來領導的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藝術處戲音科工作，并同住在武昌曇花林第三廳后樓的一間寢室里。因冼星海忙于領導工人、學生和一些藝術團體的歌詠活動，幾乎每天都在武漢三鎮奔走，早出晚歸，所以，兩人只能臨睡前交換一些意見，有時即興長談，不思睡眠，直到聽到隔壁房間敲響墻板，才各自入睡。在每次節日來臨之時，冼星�？傄�催促光未然當晚寫出歌詞，然后他當夜作曲，第二天過江去教唱。他們有時一同過江去聽新歌試唱，一同在青年朋友們的高歌和歡笑中度過一整天，一同踩著夜色回到住地。在朝夕相處的半年時間里，他倆合作了《贊美新中國》《拓荒歌》 等在全國又得以廣泛傳唱的歌曲，并結下了深厚的戰斗友誼。

　　1938年10月1日，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安排下，新婚不久的冼星海攜妻子錢韻玲經過一個月的長途跋涉，于11月3日中午順利抵達延安。延安以極大的熱情，歡迎這位從法國回來把全國抗日歌詠活動搞得轟轟烈烈的音樂家。當時的延安被稱為“歌詠城”，合唱被叫做“全民抗戰”，冼星海一邊在魯迅藝術學院進行音樂教學，一邊常常被延安各個單位邀請去組織歌詠隊，領導“全民抗戰”。延安相對平和而又自由的創作環境和新的人生境界讓冼星海對音樂創作有了一個深刻內省和升華的過程，又一次萌發出了以民間音樂為基礎，參考西洋音樂的先進成果，創造一部中西合璧的民族大合唱的強烈愿望。就在這時，即1939年2月，帶領抗敵演劇第三隊在大西北黃河兩岸的敵后游擊根據地活動的光未然，行軍時不慎墜馬摔傷，村村換人抬擔架，轉送到延安住院治療。冼星海聞訊后立即前去看望。見面后，光未然激動地談起大西北雄奇的山川、游擊健兒們英勇的身姿，時刻強烈地感動著他，尤其是兩次乘木船在壺口渡過黃河時體驗到的深深震撼，使他正在心頭醞釀著一首篇幅較大的朗誦詩《黃河吟》。冼星海聽后十分興奮，希望他把它寫成歌詞，與他再來一次合作。

　　在《冼星海同志回憶錄》中，光未然敘述了他把《黃河吟》改寫成《黃河大合唱》的情景：“當時我左臂腫脹，行動不靈，躺在病床上，口授給三隊胡志濤同志筆錄。五天寫就后，記得是一個晚上，在西北旅社一間寬敞的窯洞里，請來了星海同志，開了個小小的朗誦會，我把歌詞念給他和三隊同志聽，還談了寫作的動機和意圖，作為星海作曲時的參考。他凝神聽完后，忽地站起來把歌詞一把抓在手上，說：‘我有把握把它寫好！’大家熱烈地鼓掌歡呼，我們的喜悅和感激是不可言喻的了�！�(《張光年文集》第四卷第68頁)

　　黃河震撼了光未然，光未然的長詩又深深打動了冼星海，使他潛伏許久的創作熱情一下子爆發了出來。星海正患感冒，妻子錢韻玲就找來一塊木板擱在炕上，讓他寫作。星海愛吃糖，延安買不到糖果，為了給星海補充熱量，光未然特意給他搞來兩斤白糖。因三隊的演出日子迫近，光未然既希望星�？鞂�，又擔心星海的身體，因此每天早上都派田沖(獨唱演員)和鄔析零(音樂組長、指揮)小心翼翼地去探問星海昨夜的成果。他倆從不空手而歸。而虛心的星海，則很關心光未然對每一支曲子的意見。光未然最喜歡的是《黃河船夫曲》《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感到這三首曲子氣勢磅礴，比預想的要雄偉得多，便馬上交給全隊練唱。其它的曲子，他和隊友提出個別意見，星�？偸呛敛贿t疑地修改，其中《黃河頌》《黃河怨》兩首獨唱曲，他們挑剔最多，星海立即推翻重寫�！饵S河頌》第二稿試唱后，僅希望個別樂句能修改一下，星海卻撕掉重寫，第三天看到的，竟是一個完全嶄新的令他們嘆服的第三稿！就這樣，3月31日，星海以六個晝夜的持續突擊，完成了 《黃河大合唱》 的全部曲調，又經過一個星期，一面參加生產勞動，一面寫就了全部伴奏音樂。4月13日，抗敵演劇隊第三隊第一次在陜北公學大禮堂演出了 《黃河大合唱》，觀眾上千人。當《怒吼吧，黃河》的尾音落下的一剎那，掌聲、叫好聲和抗日的口號聲，如雷鳴般從大禮堂后面涌向前臺，觀眾沸騰了。

　　5月11日，在慶�！棒斔嚒背闪⒁恢苣甑耐頃�上，《黃河大合唱》 在延安北門外中央組織部大禮堂再次公演，以“魯藝”音樂系學生為主，約五百人參加，由冼星海親自指揮。毛澤東看后非常喜歡，特意單獨接見了冼星海，送給他一支派克鋼筆和一瓶派克墨水，勉勵他說：“希望你為人民創作更多更好的音樂作品�！�6月26日，為歡迎周恩來回延安，《黃河大合唱》 又一次公演，演出結束后，周恩來欣然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因在5月11日前，光未然已經中央決定，帶演劇三隊離開延安，返回二戰區工作，后又到成都繼續治療，所以，未能看到冼星海指揮的那兩場《黃河大合唱》非同凡響的演出，直至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他也再未有與星海見面和合作的機會。但在光未然眼中，星海是“藝術上的英雄”、“革命中的一員猛將”、“東方的一位杰出的作曲家”、“中國新音樂運動中一面光彩逼人的旗幟”，他不禁感嘆“一株輝煌的奇葩，凋謝得太早”，于1946年1月25日寫下抒情散文《哀星�！�，“為中國人民的巨大損失而放聲一哭！”(1946年2月20日北平《新星》畫報第三期)

　　1955年10月，為紀念冼星海逝世十周年，光未然又在一篇回憶錄中寫道：“在抗日戰爭前后，我曾經和冼星海同志合作過十幾首歌曲，就是說，用自己粗糙的歌詞，幫助激發作曲家的藝術的想象�！饵S河大合唱》的歌詞，也不是很完美的。但作曲家就在這個基礎上，仿佛踏著一個跳板，忽地騰空而起，伸展出他巨大的藝術才能，描畫出燦爛的音樂形象，創造出了這樣一座壯美的音樂建筑。音樂傳達了語言傳達不出的崇高情感，把歌詞的思想意境提升到不曾料想的高度�！边@段文字，無疑是他和星海之所以能結成詞曲“黃金搭檔”的最好詮釋。但是，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到了“善與惡、美與丑都是顛倒的”“文革”歲月，江青之流竟通過《紅旗》雜志首先發難，把《黃河大合唱》的歌詞誣陷為“大毒草”，對他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斗。

　　1975年，適逢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星海夫人錢韻玲通過鄧小平上書毛主席，要求重演《黃河大合唱》，很快得到毛主席的批復。于是，在周總理支持下，《黃河大合唱》沖破了“四人幫”的阻力，得以于10月25日晚，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的紀念聶耳、冼星海音樂會上，恢復原詞演出。當時，我正借調在文化部藝術局工作，那天一進民族宮劇場，看到“聶耳冼星海音樂會”的橫標，就覺得不對頭。顯然，這橫標前頭是丟了“紀念”二字。心想，演出處的同志怎么鬧出這樣的笑話呢？但臨時改換橫標是決不可能了。于是，我只得和另兩位同事嘀咕：“文化部沒文化！”接著，演出開始前，主持人宣布，鄧穎超同志給李德倫(中央樂團負責人)打來電話，說周總理雖因病不能親自前來觀看演出，但他正在電視機前收看晚會的實況轉播，并對音樂會的舉行表示由衷的祝賀。就在全場觀眾為此報以經久不息的掌聲之時，唯有已入座的江青不鼓掌，從手包里掏出一把梳子，不以為然地騷首弄姿。而在全場觀眾抬起雙手為嚴良堃(星海的學生)指揮中央樂團演出《黃河大合唱》獲得成功而熱烈故掌時，我和幾個年輕同事都留意到，我們仰慕已久的光未然，作為詞作者和星海的戰友，卻雙手低垂，不動任何聲色……時隔二十三年之后，在我如約去光年家談《光未然詩存》書稿的那一天，一見面，當他問起“我們見過面吧”時，我就說：“第一次見到您是1975年在民族宮劇場，那時您屬于‘半解放’狀態，整您的江青在場，我們幾個愛寫詩和歌詞的朋友，都為您捏著一把冷汗呢！”

　　光年隨即告訴我，那場為紀念聶耳逝世四十周年、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而舉行的音樂會，就是江青從中作梗，硬要文化部砍掉“紀念”二字，才致使劇場橫標成了令人大惑不解的“聶耳冼星海音樂會”。還說到“四人幫”粉碎之后，李德倫才告訴他，江青曾指令中央樂團將《黃河大合唱》的歌詞從頭到尾改寫一遍。李德倫奉命帶一個小組干這件苦差使。改完了，也開始練唱了，李德倫心里仍在打鼓，想這件事無論如何得報告周總理。于是就托人抄出一個大本子，一邊是原詞，一邊是改填的新詞，親自送去。周總理皺著眉頭翻閱，翻到他熟悉的《保衛黃河》，生氣地說：“‘風在吼，馬在叫’有什么不好？為什么一定要改成‘紅旗飄，軍號響’？要改，也得原作者自己來改嘛！”李德倫回報：“光未然在湖北咸寧的文化部干校勞動�！敝芸偫碚f：“可以讓他回來嘛！”周總理說這話時，光年還在經受江青、康生主持的“中央專案組”的審查、批斗呢，直到1975年6月，才由這個專案組宣布解放。因此，那天，他臨時得到通知，以《黃河大合唱》詞作者身份出席音樂會，見到久未露面的烏蘭夫、譚震林、王震、谷牧等老同志出現在觀眾席上聆聽 《黃河大合唱》，露出會心的笑容，他心里很是快慰，但畢竟自己還是個審查對象，被江青視為眼中釘，怎敢在那樣的場合喜形于色呢？

　　那天，黃葉綠還說到，“文革”時好些“革命小將”，只知道江青樹的所謂樣板作品《黃河》，壓根兒不曉得《黃河大合唱》是傳唱了幾十年的經典作品。待到《黃河大合唱》重見天日之后，還有小青年疑惑地問：“《黃河》不是鋼琴協奏曲嗎？哪來的光未然又填上詞當作歌曲唱起來了呢？”當聽夫人說罷這則“文革”軼話，光年笑了，說：“星海和我是最親密的戰友，合作完成《黃河大合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榮幸！”那一刻，我看到他布滿滄桑印痕的臉龐溢起了燦然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