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寬中國傳統文化內容的視界(賈未舟)

　　文化起源時期確實奠定了一種文化的大致形態和走向，但是這種文化真正能延續下去賴于同其他文化的相互交融與互補，沒有一種文化傳統在歷史上的影響力僅僅取決于樸素、簡單的文化起源層次，而是取決于文化在以后的發展直到它大致成型，所以說，我們籠統談到的一種“文化”，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從起源到大致成型可能經歷了很長時間，期間也經過了和其他文化的漫長的相互融合，甚至于要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文化起源時的景象。

　　比如，我們談到西方文化時總說希臘是西方文化的源頭，但是西方文化的形成完全是歷史性的，沒有希伯來、羅馬文化，以后的封建時期文化的加持，基督教文化的融會貫通，近代理性主義的發揚，尤其是宗教改革，西方文化傳統無從談起，西方文化成型不是在希臘羅馬時期，而是在經歷了深刻的近代嬗變以后。有意思的是，現在的希臘甚至不是標準意義上的西方國家，他的斯拉夫民族性、東正教信仰，較晚才發生的近代資本主義洗禮，都不是典型的西方特征，典型的西方傳統逐漸演化為日耳曼-新教-資本主義一系。

　　和西方一樣，中國也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那么中國文化傳統如何不是歷史性的概念？說是歷史性的也就是說中國文化傳統絕不會是先秦，絕不是儒道墨，絕不是孔孟荀程朱王可以涵蓋的，那種“文化道統主義”的主觀唯心主義做派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事實上，政治——社會形態層面中國的演化深刻受到秦、漢的影響，也絕不僅僅是漢民族的貢獻，而在文化形態上漢代、魏晉、北宋的影響所留給我們的文化印記、文化性格塑造甚至要高于先秦。所以說，中國文化傳統是漫長的歷史進化的結果，儒道互補、儒法互用、三教合一，儒耶互動，等等諸如此類，都是中國文化傳統兼容并包繼往開來的歷史進程中的文化造化，每一種本土的“大傳統”或者“小傳統”，或者外來的文化補翼只要是有益的，只要不失其本，只要保持著本土文化的主體性和連續性，都應該納入中國文化傳統之列。

　　今天的我們，既在傳統的影響中，也在影響著傳統。由此，從今天的眼光看，中國傳統文化應該包括兩者：在起源時奠定的文化主體性；在此文化主體性下融會貫通所有其他外來文化產生的文化新變種。中國文化史上有兩次大規模的中外文化交流，分別是漢代以來的佛教中國化以及晚明以來的外來宗教傳播，這兩次中外文化交流由于實現了外來文化的本土化，因而分別創造出中國傳統文化新的文化基因。

　　整體上講，明末清初儒家知識分子對于外來宗教的神哲學體系是一種可貴的思想探索。出于儒家知識分子的責任意識以及自身安家立命的需要，他們留下的浩瀚的文字材料，成為耶儒融合的見證，為中國文化提供了一個新的思想統緒，也對清初“漢學”的轉向和形成產生巨大影響，西學在科學方面對中國的影響更甚。四百年前的那場文化互動，無論在思想上和實踐上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濃重的一筆。

　　中國儒家知識分子從來不缺乏社會責任意識，在歷史的關頭總能繼絕學開言路，但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傳統卻是一個需要慎重的問題。明末清初的這些知識分子保持儒家的本位意識，一方面是文化慣性使然，一方面是出于自身的文化擔當意識。思想史的發展表明，只有將與外來文化的互動建立在自身本位型基礎之上，文化的自救和革新才有歷史性的生命力。只有自己的傳統是最本己的、最體貼的，中國近代以來跌宕起伏的文化迷思，已經給我們足夠的教訓。

　　毋庸贅言，佛教已經深深融入中國文化的血液并開花結果，但是明末清初肇始的耶儒融合達到一定程度，由于歷史的冥頑與捉弄，無數當時儒家知識分子滿懷激情寫下的思想記錄直到今天仍然躺在海外冰冷的圖書館里。我想，中國思想史和中國文化史對耶佛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區別對待應該是和十九世紀以后中國社會的遭遇有關，若是，就需要理性地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和范圍問題。

　　明末清初時期發生的中西文化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對話和融合，這些知識分子保持著儒家本位性，他們所創造的神哲學體系，他們所生成的文化新言路，為中國文化帶來的新論域，應該像中國化佛教思想一樣，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