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學術典范長存——悼念恩師王運熙先生(楊明)

　　王先生是一位普通的學者，不是什么叱咤風云的風頭人物，也不是先知先覺者。他的文章，讀起來很平和，不作驚人之語，無劍拔弩張之勢。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學術，堅守學者的良心。古人說，文章乃“不朽之盛事”。先生的成果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王運熙先生走了，離開了親人，離開了我們這些學生，離開了他終生摯愛的學術研究，永遠地去了。先生纏綿病榻兩年又九個月，即使發著高燒，吊著藥水，上著監護儀，我們問他難過不難過，他總是輕輕地回答一句：“還好�！蔽覀兿Ｍ�出現奇跡，希望我們敬愛的先生再站起來，或者至少能坐在輪椅上，由我們推著，哪怕是只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散心，曬曬太陽。但奇跡終究沒有發生。我們敬愛的先生，海內外學人仰慕的一代宗師，永遠地離開了！

　　前年五月，先生入院之前，正在整理自己的著作，準備出版文集。哪里料到資料還攤在桌上，卻進了醫院。幸好文集終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它猶如一座豐碑，凝聚了先生畢生的心血，記錄了先生六十余年生活的軌躅。先生以漢魏六朝樂府研究蜚聲學界、奠定了自己的學術地位之時，還只是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而所取得的成果，至今還具有經典性的意義。數十年來，先生辛勤耕耘，為學術的發展，為民族文化的積累，做出了永不磨滅的貢獻。先生忠于學術、堅持求真求是的學術品格，為我們樹立了永久的典范。

　　堅持求真求實，言之雖易而行之實難。我們的頭腦常被各種自覺、不自覺的先入之見所拘束。諸如權威的見解、風靡一時的說法，常常影響我們對事實的判斷。例如關于唐傳奇與古文運動的關系，曾經有兩種很有影響的觀點。一是鄭振鐸先生所主張的：古文此種文體，運用于傳奇寫作，促進了傳奇的發展。二是陳寅恪先生說的，古文運動的興起，乃是古文家用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之所致。二者一則強調古文寫作對傳奇的推進，一則強調傳奇對古文運動的作用。孰是孰非？王先生于二說都不贊成。針對鄭先生的說法，王先生著重從文體、語言風格上加以論述。他認為，唐傳奇的文章，和當時流行的文體比較相近，句子較整齊，多四言句，有時還穿插駢偶句子，體現了一種散文駢化的特色；而古文家則故意創造句式參差不齊、“磔裂章句，隳廢聲韻”的文體，以追求一種奇崛不凡的效果。二者的風貌頗不一致。王先生說，唐傳奇的這種文體，并非拜古文之賜，而是與漢魏六朝的小說、雜傳類作品一脈相承，且更趨華艷，還受到當時俗文學的影響。古文家韓愈、柳宗元也寫過小說之類的作品，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河間傳》等。它們的語言務求雅致簡潔，確與一般傳奇華艷的語言風格不同，但那實在不是唐傳奇的主流。對于陳先生的說法，王先生說，古文運動的理論，在于以文明道，不可能以試作小說的方式來興起古文運動；而且韓愈的《石鼎聯句詩序》、《毛穎傳》都作于元和年間，那時他早已寫了不少重要的古文作品，已經是一位古文大師，何須再藉作小說來興起古文？王先生的這些論述，很有力量。先生對于前輩學者，對于學術權威，是十分尊重的，他自述“尤得益于陳寅恪、聞一多、余嘉錫、楊樹達諸家之作”，并再三對我們稱頌陳寅恪先生的成就，特別是要求我們從陳先生的著作里體會、學習治學的方法。但是他不迷信，不受權威束縛，他只知道做學問要實事求是。

　　劉勰的《文心雕龍》有《風骨》篇，“風骨”在理論批評史、美學史上，是一個重要概念。那么劉勰所謂“風骨”究竟是何含義呢？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前期，曾有過熱烈的討論。學者們的看法形形色色，而有一共同點，即認其內涵包含著“文章的內容”、“純潔的思想”、“合乎道德規范的情感和意志”、“端正得體的觀點”，等等。王先生則認為劉勰所謂風骨，是指一種鮮明生動、精健有力的優良文風，是就作品的藝術風貌、表現效果而言，不是就思想內容的高下邪正而言。與此相承，在論建安風骨時，王先生對一種常見的理解加以澄清。那種理解認為，建安風骨的內涵，主要是指那些表現社會動亂、人民苦難的詩，是指建安詩歌具有進步充實的思想內容。王先生則認為南朝人所說的建安風骨只是指建安詩文富有爽朗剛健的風貌。他說南朝批評家劉勰、鍾嶸、蕭統等對建安作品中上述那些內容其實并不特別重視，他們喜愛、看重的乃是劉勰所謂“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亦即昭明《文選》中公宴、贈答之類作品。

　　王先生的這一論斷，今天看來也許不覺得有何奇警之處，但若置于當時的歷史環境之下，就顯示出令人矚目的光輝。為什么那么多學者認為劉勰“風骨”的涵義包括思想內容的純正呢？那其實與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文藝觀有關。那種文藝觀強調文學藝術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因而重視內容遠遠超過藝術形式，動輒指斥所謂“形式主義”。人們“甚至一提到形式問題，就擔心會犯形式主義的錯誤”(曹道衡先生語)。這樣的觀念，那時是深入人心，天經地義。那么很自然地，討論“風骨”涵義時，就指向了思想的純正等，而不愿相信劉勰所論只限于藝術風貌方面。王先生當年提出自己的觀點，幾乎是“孤軍奮戰”。但他只知道做學問要實事求是。

　　說起當年的學術環境，我想，今天的學者，即使已經五十多歲，怕也很難想象，甚至會覺得匪夷所思。今天強調的是和諧，當年講的是斗爭(而且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今天倡導的是“人性化”，當年則狠批“資產階級”人性論；今天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視為高尚的人格境界，當年灌輸的是“馴服工具”論；今天談論學術研究的獨立性，當年將學術文化為政治服務視為最崇高的使命。思想改造，從建國伊始發端，一陣緊似一陣地持續幾十年，其間既有狂風驟雨，也有“和風細雨”。不久前讀到虞云國先生發表于《東方早報》的《<學習與批判>里的海上學人》，說到不少學術界的精英當年的表現，也言及王先生與其他先生聯名發表的《試論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讀洪皓<江梅引>》。虞先生強調對歷史——包括學術史進行反思，我深表贊成。但我想說的是，為了反思得深刻，就必須具有“了解之同情”，即深入細致地了解當時的學術環境。即以所謂“評法批儒”而言，當時許多學者并不清楚其背景，而是更多地視之為一個學術性命題，以為或許可以借助“儒法斗爭”來說明歷史的發展規律。虞先生提到的那兩篇文章，就是在那樣的情況下發表的。事實上，王先生在整整十年內，不得不停止了幾乎全部研究工作。據我所知，當時王先生的學術活動，除了那兩篇聯名之作，就只有與中文系、歷史系的先生們一起注釋《天對》、《天問》，還有參加校點《新唐書》、《新五代史》。既然堅持求真求是，就不可能寫出符合當時政治需要的文章�！拔母铩眲偨Y束，先生便做出了這樣的總結：雖然一般學者不可能了解“四人幫”的陰謀，不可能知曉許多事件的政治背景，但只要堅持從資料出發，實事求是，就能夠不上當、少上當。這是先生親口對我說的。

　　王先生是一位普通的學者，不是什么叱咤風云的風頭人物，也不是先知先覺者。他的文章，讀起來很平和，不作驚人之語，無劍拔弩張之勢。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學術，堅守學者的良心。古人說，文章乃“不朽之盛事”。先生的成果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先生的學術品格所具有的典范意義，更將如日月之懸，光景常新。

2014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