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幼軍常說自己不擅長理論思考,曾不止一次借同學之口說自己身上“連一個理論細胞都沒有”。如果說,理論思考僅僅是指理論家的學理型研究的話,那孫幼軍的確不以此見長。但理論思考顯然不限于此。在眾多的理論思考的方式和路徑中,作家創作經驗型的思考無論如何都是一種重要的存在。尤其是重要作家的創作思考。童話作家孫幼軍的創作思考就屬這一類。
孫幼軍童話思考最大的特質是實踐性。困惑于實踐,感悟于實踐,啟發于實踐,驗證于實踐,發展于實踐,完善于實踐。
我想,這種實踐性,正是作家創作經驗型理論思考的價值所在吧。
長篇幼兒童話
在為孩子講故事的過程中,孫幼軍除去意識到“幼兒思維特征”之于讀者的重要性,還發現孩子喜歡有性格的人物、喜歡對話、喜歡細節; 再就是孩子喜歡一個接一個的“大故事”。這,其實是在強調幼兒童話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幼兒童話的長篇可能。
在孫幼軍開始創作童話的時候,有關幼兒童話的人物形象塑造、幼兒童話的篇幅拓展問題,鮮有人涉及。不僅如此,有關這方面的探討和嘗試,還時常被批評和否定。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孫幼軍的第一部童話 《小布頭奇遇記》 首次投寄給一出版社后未被采用,后為中少社所采用。作者在事后的總結中認為:“就我個人的認識,這本書成功之處僅在于它比較真切地寫出了小布頭這樣一個可愛的幼兒形象,或許還有相關的一群小主人公!(《探索的得失——我寫童話的事》)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說:“要給小孩子寫‘大童話’,在篇幅問題上也不順利。我的第一本書是提供給低幼兒童的長篇童話。它一問世就在篇幅上受到兩位童話名家的非難,其中一位還把這指責寫進理論著作里。幸而后來廣播電臺連續播放這本作品,受到幼兒的廣泛喜愛,證明低幼文學也并非就不可以有這樣的長篇!(《給小孩子寫大童話》)
其實,孫幼軍很清楚人物形象對于幼兒讀者的重要性,也渴望幼兒童話在篇幅上能有所突破。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成人文學和幼兒文學沒有什么兩樣!敖o孩子講故事的過程中我發現,孩子們最感興趣的還是人物本身,特別是有個性的人物!捴谢孟肴宋锏膫性,格外引起他們的興趣,他們對于塑造得較為成功的人物的記憶,總是比游離于人物之外的熱鬧情節長久得多!(《給小孩子寫大童話》)幼兒讀者“喜歡童話中的人物有具體的形象、有性格,喜歡有一些細節描寫,有人物的對話。他們要欣賞文學,他們要美的享受:在這一點上,他們和成人并沒有區別!(《我對幼兒童話的點滴想法》)孫幼軍把幼兒讀者喜歡童話中的人物形象提升到了“美的享受”的高度給予審視。足見孫幼軍對幼兒童話人物形象的看重。
在篇幅上,他認為:“孩子們不僅要聽故事,而且要聽‘大故事’!(《我對幼兒童話的點滴想法》)可以說,《小布頭奇遇記》就是作者孫幼軍踐行自己童話觀的一次有益嘗試。孫幼軍在《關于幼兒童話的篇幅問題》中曾兩次引述日本翻譯家石田稔翻譯《小布頭奇遇記》致作者信函:“這部作品發表的1961年,長篇的幼兒童話,在日本幾乎還沒有……”“這樣的可以自然進入孩子們心中、引起他們極大喜悅的中長篇低幼童話作品,在其后的二十余年中,完全沒有繼承和發展,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即使把‘文化大革命’這些因素考慮進去,我也仍然感到是個謎!边@表明,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長篇幼兒童話都是不能不正視的問題。顯然,這對長篇幼兒童話的實踐者孫幼軍是很大的肯定和支持。
童話文體及其他
孫幼軍雖然也創作散文和小說,但童話創作無疑是他一生的最愛。他在童話創作上傾注的精力和心血無疑也是最多的。長時期童話寫作,使得他對童話這一特殊的文體有著自己獨到的理解。
孫幼軍認為:“童話是具有幼兒思維特征的幻想故事!敝苯亓水,言簡意賅。除了正面論述什么是童話,孫幼軍還常常從童話與相近文體彼此的關系來闡釋辨析什么是童話什么不是童話。
1981年,孫幼軍嘗試創作了一篇 《藍色的舌頭》。寫完之后,自己也覺得怎么看怎么不像童話!拔乙酝捓镒非蟮哪欠N‘孩子的眼睛和心靈’ 沒有了,故事完全是以我本人(一個成人)的幻想作為基礎。這樣,它‘不像童話’是必然的。到這時,童話真的是 ‘現實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折射’了。我認為,這話講的是幻想小說!贝撕,作者創作幻想小說的比重明顯加重!俺霈F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于我覺得創作的路子從此變得開闊,在題材上選擇上更自由,有點兒‘解放’的感覺(寫我心目中那種具有天真、童稚美的童話實在很難很難!);另一方面,也由于我擴大了讀者對象的層面,開始較多地關注少年。我的感覺是,童話一旦面向少年讀者,就會在不知覺間改變性質,成為幻想小說!睂O幼軍認為,囿于時代的局限,很多過去籠統稱之為“童話”的作品,其實并不盡然。比如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賣火柴的小女孩》,“我看也不過是使用較大幅度夸張手法的幻想小說,而不是童話”。(《從童話到幻想小說——我對自己創作的若干思考》)“我國的童話理論還不夠成熟,研究也還說不上深入,這是主觀上的?陀^上說,從民間童話到作家創作,這中間產生大量作品,確實也很難產生一個包容所有童話作品的童話定義。但是我們又不能回避這個問題———總不能寫了半天,不知道‘童話是什么’ 吧?新時期以來的許多兒童少年幻想作品,被籠統地稱作‘童話’。例如我寫的 《藍色的舌頭》,刊物就歸入‘童話’,其實它是一篇幻想小說!(《和朋友們交流一下童話創作》)
但他“不認為,‘童話’和‘幻想小說’有什么高低之分,只想區別一下兩種不同的文學樣式。也許在安徒生時代這兩種樣式一律稱作‘童話’的,但是現在已經到了應該區分一下的時候了。過去爭辯中我曾因此受到嘲笑,再受一次也無所謂”。(《從童話到幻想小說——我對自己創作的若干思考》)
孫幼軍的這個文體發展意識毫無疑問值得高度肯定。事實上,他超越了“嘲笑”,也超越了“歷史”。兒童文學的發展業已證實了這一點。如今,“幻想小說”已是一個開始為大多數人接受的概念了。
口語化
長期講故事的經歷,使得孫幼軍在創作童話時非常清楚讀者需要什么。
他在回憶自己講故事經歷時說:“有時候我是把自己 ‘藏書’中適合他們的童話故事念給他們聽,更多的時候都是轉述。外婆的故事自然只能轉述,而轉述書本上的故事可以避開原文艱深的詞語,使我的聽眾更感直接、親切!薄爸v故事的經歷顯然對我的童話創作起了積極的作用……最起碼、然而也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怎么說他們懂,怎么說可能惑然不解。如果我的語言他們不懂,我的故事他們不感興趣,他們就做起小動作,甚至干脆互相打打鬧鬧,把我放到非常狼狽的境地!(《給小孩子寫大童話》)“給孩子們講故事大概也對我童話作品的語言造成一些影響。我編不出那么多的故事,所講的大多數是現成的作品。孩子們聽那些作品,最大的問題是語言障礙。即使是標明幼兒讀物的,也往往無法順暢地讀下去。我要把太多的書面語言臨時‘翻譯’成口語,就是不斷地修改孩子無法聽懂的詞匯和艱深的句子,否則,他們就會感到枯燥無比,打不起精神來,甚至干脆聲明‘這個不好’,要求換一個!(《〈孫幼軍童話全集〉自序》)“講故事訓練了我的兒童喜聞樂見的語言,也使我了解了他們的‘美學趣味’,對我后來的童話創作是有很大好處的!(《和朋友們交流一下童話創作》)強調的是“口語”、“兒童喜聞樂見的語言”和兒童的“美學趣味”。
因此,“面對小孩子,事情變得很單純,很容易理解。你大概不會再對‘兒童特點’表示不屑,不會再主張堆砌艱深的詞藻‘是一種美’,不會再不顧一切地把 ‘抒發自己’擺在首位。面對孩子,你根本就沒有余暇去考慮成人對你的作品會不會喝彩。事情只能是這樣:首先是孩子喜歡了,然后才輪得到成人!(《給小孩子寫大童話》)“由于孩子就坐在面前,自然就講他能夠明白的話?v然有出口成章的本事,也斷不會咬文嚼字,去干那種堆砌詞藻、拉長句子的傻事,更不用說舞文弄墨、故作艱深。倘不小心弄出孩子不懂的詞語,他便要問:‘爸爸,什么叫十分豐腴?’,‘爸爸,徜徉是什么呀?’,無盡無休,窮于應付!(《講故事和寫童話》)
要孩子喜歡,就必然要使用他們聽(看)得懂、喜歡聽(看)的語言。如此一來,口語化就變得十分重要了。而口語化追求,恰恰也是孫幼軍童話為讀者,也為評論者交口稱贊的一個原因。
民族形式
孫幼軍在 《探索的得失——我寫童話的事》 一文中說:“童話的民族形式問題一直是個大問題。從我開始學習童話創作時就不斷聽到,還要思考。從還只聽故事開始,我就有土、洋兩條渠道輸送,一條來自住在呼蘭農村的姥姥那里,一條來自懂得三種外文的父親那里!弊杂椎募彝キh境,使得孫幼軍從一開始就接觸到了“土洋”兩種故事。又說:“不過我寫起童話來,基本上屬于‘洋味兒’的。我不大留意,覺得無所謂!彪m然“無所謂”,但他還是感到了無形的壓力!暗教岢褡逍问降耐挕叱钡臅r候,不少作家被指責,還是頗感壓力的,一位童話權威甚至把雞毛蒜皮之類的指責寫到 《人民日報》上去,以致有的作家忿忿地說:‘寫面包、巧克力都不行。難道一定要寫饅頭、寫粽子糖嗎?’到這時候,連我這個并不算很‘洋’的童話作者也感受到一點兒壓力,覺得必須‘民族’一下了!
但孫幼軍的“民族”與我們很多童話寫作者的“民族”是不同的。在他看來:“民間故事未必是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形式”。他認為,“自古代神話開始,至漢魏六朝的志怪小說、唐宋傳奇、明清的神魔小說、聊齋志異,整個一條浪漫主義文學傳統。其中《西游記》、《封神榜》倒是更具代表性!睘榇,作者還嘗試創作了一本關有仙術魔法的傳奇故事《仙籃奇劍傳》(后更名《小濟公傳》)。作者后來說:“在講述仙術、魔法方面,我覺得《仙籃奇劍傳》同《哈利·波特》也沒有什么不同,中國式的而已!
“民間故事未必是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形式”。這是孫幼軍有關“民族形式”的思考與眾不同的地方。不失為一種參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