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巳初冬,我們赴港參加一個文學研討會,會見相識了不少舊雨新朋。離港時,九龍的東瑞先生執意要為我們餞行,問還想邀請哪位來聚晤。我們不約而同信口說“劉老,劉以鬯!”本是戲言,東瑞、瑞芬夫婦認真,果然將九五高齡的劉以鬯及其夫人羅佩云邀來,算是一次邂逅。
劉以鬯,內地讀者或許陌生,一提電影《花樣年華》和《二〇四六》諒大多熟悉,這兩部由王家衛執導的風靡華人界的影片,其藍本的靈感均取自劉以鬯的名篇《對倒》和《酒徒》。劉老聽說我們來自故土江浙,顯得異常親切。我們你一言我一語地提問,他不假思索即席應答,談笑十分隨意。95歲的劉以鬯先生身體健朗,與老伴兩人坐地鐵、搭輪渡由港島太古城到九龍赴宴。他思維敏捷,談鋒甚健,記憶力驚人。鑒于他對香港文學的卓越貢獻,特區政府授予他香港榮譽勛章和銅紫荊星章。香港文壇尊稱他為“香港文壇的教父”。當我們提及這一殊榮時,劉老擺擺手說,“對于得到什么和失去什么,我認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走過了一條長長的崎嶇的路,我還得往前走。我在上海、香港和南洋編過報,還辦過出版社!庇肿灾t說“我是個寫字匠”,說罷自己也笑了。接著,他斷斷續續向我們講述他的往事:我是1948年由上海到香港游歷的,后因社會局勢發生巨大變化,錢也用完了,回不去了,全靠一支筆在香港謀生、立足。既編報紙,又是作者。每天至少要寫七八千字,多達1.2萬字。高峰時同時為11家報刊寫專欄。每天傍晚有的報館來人取稿,有的是我雇人送稿。
我們問,聽說你有兩個外號叫“匯豐作家”和“嚴肅作家”?劉老點點頭,說我是匯豐作家,講我作品多,一生寫了大概有六七千萬字。說我是嚴肅作家,是我出的書不多,許多文字被我當“垃圾”淘汰掉了。我寫了一生,只出版兩個長篇《酒徒》和《陶瓷》,4個中短篇集子和3部評論集、翻譯作品。在側的東瑞先生補充說,劉老的創作態度太嚴肅了,《對倒》本是長篇,后刪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結果刪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鳥與半島》,原作60多萬字,出書時刪去50萬字,僅留1/6。我們聽罷,不禁咋舌。劉以鬯說,他寫小說主張“探求內在和真實”,不要過時的寫實主義,主張在手法上要創新(他的《對倒》有人稱為中國最早的意識流小說)。他說:“我寫小說分兩大類,一類是娛樂他人,一是娛樂自己。娛人的作品,是為稻粱謀,求生存,不避俗;寫娛己的,要有新追求,有創造性!眲⒗线告誡我們說“不要寫了就要出書,出書不能濫”。難怪有人曾評論他,在香港這方流金淌銀的土地上,劉以鬯堅守一方凈土,“一輩子耕耘他那一畝純文學的地”。
在兩個多小時的交談中,劉以鬯談論最多的是上海,流露出濃得化不開的“上海情結”。他說:“我祖籍浙江寧波,但是上海人,土生土長。1941年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哲學系。我不僅能文,還會武,我武是會打籃球,是校隊的后衛,拿過冠軍,不過也付出代價!眲⒗嫌哪,說時伸出因打球而留殘疾的無名指、小拇指給我看,至今不能伸直。上海給他留下太多的不可磨滅的記憶。他說上海是他文學之路“發跡”的地方,16歲讀高二時,他發表的小說處女作《流浪的安娜·芙洛斯基》,寫的是上海霞飛路妓女的故事,“為我配圖的是大同中學高我二屆的大師兄華君武,那是我倆唯一的一次合作,刊在《人生畫報》上!1946年,他在大西路(今延安路)家中,創辦懷正出版社,出版了徐訏的《風蕭蕭》,還為施蟄存、戴望舒出過書。他說他最懷念的是提攜過、獎掖過他的柯靈先生?蚂`那時在辦雜志,欣賞他,常采用他的作品。有一次,柯靈還親自送稿費到他膠州路的家中,令他感動得不得了。上世紀80年代,他們恢復通信,劉以鬯在他的純文學出版社為柯靈出了“選集”。劉以鬯還特別提到陸晶清大姐,說他們是抗戰時《掃蕩報》的同事,對他幫助很多,他想組名家的稿子不得門,陸晶清把孫伏園、焦菊隱介紹給他;后來陸晶清赴英,又向社長推薦讓他接班主編《掃蕩報副刊》。劉以鬯亦不無自豪地說,他曾幫助過姚雪垠。他說上世紀40年代中期某一天,生活困窘的姚雪垠帶著書稿向他求教,劉以鬯見他寫得不錯,接納了。又問他在上海生活如何。姚說住在一亭子間,窮得有時餓肚皮。劉以鬯請他住到自己的出版社,讓他住在庫房里安心寫作……言語中看得出,暮年的劉以鬯是位情感豐富、懷舊念舊的人。
歲月無情。劉以鬯說,當年上海作家扎根香港的老朋友有葉靈風、曹聚仁、馬國亮、徐訏等,一個個都走了,現在只有他一人了。說到此,感慨頗深。談到他的生活現狀,他說不錯,有太太精心照顧,身體好,基本上已經沒筆耕,舊作都由太太整理,他很想寫一部題為《香港電車》的作品。我們期待他的新作早日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