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時在暑假,手機突然響起來。027,是西安的區號。
我和那邊多年無聯系,現在誰打呢?人家那邊自報家門,稱自己是《美文》雜志的,姓李。我問了好,請教什么事。李先生說,《讀書》的編輯吳彬把我的文章轉他們那邊去了,要用,主編已看過。
我心上一熱,感念吳彬女士的認真,而在西安時,我很喜歡讀兩本雜志,《讀書》和《美文》,看過《美文》主編賈平凹的發刊詞,很大氣,投過稿,卻杳杳無音,不想人家主動上門,脫口就問:賈平凹?
李先生說對,他們打算用在第九期上。我忙道謝,和李先生閑話,告訴他自己本科是在西安念的,現在還正在念書。
兩個月后,《美文》的樣刊寄來,我的《考試》一文放在“大學學者散文特輯”中。大概《美文》的編輯對我有印象,誤以為我在大學,那就是個“大儒”了。我當不得“學者”的名,感激人家的熱情,之后的幾個月就常寄些隨筆過去,以為它們都比《考試》寫得好,應能發表,可惜一次次又是石沉大海。給別家,卻全發出來。我就失去韌性,不再給《美文》投稿。
比較而言,平凹倒是很有過韌性。大學期間投出的稿子也曾源源不斷地退回,遭同學譏笑,最后不得不附上尾巴:“如不刊用,請不要退稿!彼懿涣舜驌,一段時間索性什么都不寫。
1976-1977年間,平凹已畢業,在出版社,發瘋般寫稿,生出的兒女還是“不足月”,紛紛“死胎”。他心灰意懶,恨自己命薄,懷疑自己是不是寫作的料,為前途擔心,怕這樣下去白忙活,誤了青春。
他甚至恨過編輯,疑心辛辛苦苦寫了寄,人家不當事,窮酸得早把他的稿件擦了屁股,就將100多張退稿簽全貼在墻上,視為恥辱,每天看。發誓要繼續埋頭苦干,拿出成績,“讓他們抬頭瞧咱”,主動上門搶他的稿。
1977年歲末,兩家文學刊物及時扶持他,局面打開。
一畢業我自己當了編輯,與外打交道更多。2002年,小說家野莽先生策劃、主編一套“中國作家檔案書系”,每輯10本,收10位作家的近作、處女作、成名作、爭議最大作,首選者就是賈平凹。書出來,賣得最好的也是他,不幾日就光了,可見他人氣之旺。
新書發布會上,野莽先生邀我過去坐坐。我到時兩點多,提前十來分鐘。在座的都年長一輩,我執晚輩禮和熟人一一招呼,有周大新、劉慶邦、閻連科、畢飛宇、阿成、馬力、梁曉聲、聶鑫森和《北京文學》的王童等人。
賈平凹則在我這端的桌旁坐定,身邊圍著許多人,有要他簽名的,又像他在和誰爭論什么,心神不寧,作了難色,沉住臉,一副焦躁模樣,猛抽著煙。按理,他的年齡和梁曉聲差不多,但曉聲現在完全是一個“老農”了,頭發白花花一片,發著光,皮肉細白精致,合了掌,緩步而入,微笑凝在臉上,憨憨厚厚的。賈平凹卻干練,套一件夾克,不時抬頭和圍在身邊的人拉話。
我等圍近的人都走了,才上前去換名片。平凹接過去,看了,說自己沒名片,要告訴我手機號。我說行,就記下來。我清楚他的手機不怎么開,但有個聯系也便可以。
回座后,一位朋友走來,坐到我身邊。我好奇,問:賈平凹怎么啦,晃來晃去,坐不?
朋友笑了,說他要走,下午5點的火車票。住在北大的“芍園”哩。這邊中午開車去接他,讓他順便提了行李過來,會開完直接送站,他不聽,要回頭再取,現在三點多了,還坐在這里,會議又未開,他急,要回北大取行李。真是個怪人。
我立馬笑開,感覺平凹可愛而單純,是那種隨性所為,不喜歡預先計劃和安排的人。
開會時,主人介紹了十作家、各嘉賓和各大電視臺、媒體的人。第一個介紹了平凹,說他昨晚在北京大學演講,引起轟動性反響,值得祝賀。依次又介紹旁人,請主編和嘉賓代表說話。發言的都可著勁兒說,我看到賈平凹越來越坐不住。終于目光落在我們這邊,悄悄起身,走過來。朋友對我低語道:他要走了,我開車送送。
邊說邊起身整東西,和平凹輕聲招呼著,一起往外走。我也欠身與他道了別,他急急的,一分鐘都不敢耽擱,噔噔噔出去。這時快四點。會議未完,我臨時有事,第二個退場。
路上,我對朋友說出自己的擔心,怕平凹趕不及———那火車說開就開,不會單單等一個人。
回來后,我讀了十人集,一個個雖有大的差異,但最愛看的還是平凹的文字;蛟S我喜歡這風格、語言更多些的緣故吧。
于是回頭重讀平凹的《丑石》,突然意識到平凹就像這“丑石”了。外表上,平凹曾是自卑的,個兒矮,長相不驚人,屬于比較丑的那類,不過他這人有特色,不是做“小玩意兒的”,能“以丑為美”,憑內心的靈清之氣,化育筆底萬象萬物。所寫“丑事”,人的情欲、貪婪、狡詐……便全美了,算得“一件了不起的東西”,又因“補過天,在天上發過熱,閃過光”,常遭“一般世俗的諷刺”。
一旦有過這層哲學上的參悟后,平凹對一切毀譽就能夠超脫了,了無掛礙了。
是不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