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易水河邊人——談談河北四位作家(李敬澤)

　　一

　　以“河北四俠”之名，張楚、李浩、劉建東、胡學文出此一套書。為什么叫“河北四俠”呢？這四位倒真是四條漢子長在河北，但平日里以小說為業，“以武犯禁”的事并不曾干過，精神上也未必以俠義自許，一個“俠”字不知從何說起？

　　或曰：“俠”，在此處是指向某種地方歷史記憶，“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兩千多年前，荊軻、高漸離從這里走出去。迨至今日，這種命名中或有訴諸歷史、建構身份的意圖。

　　好吧。那就先談談歷史。

　　我中華廣土眾民，文化之天下性與文化之地方性相表里，一方面，圣人之道行于天下，但另一面，異土殊俗，每個地方又自成天地、自成一個生活世界。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對中國人來說，“我是誰”的問題，首先是我的祖先在哪里、我生長在哪里，鄉土與籍貫是編戶齊民的法律身份，更是一重文化身份，寄托著我們最自然、最基本、最牢固的認同。中國人就據此在茫茫天下互相辨認，相親相依。

　　這種身份意識在帝國的長期歷史中形成，沉積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地緣關系，我是什么人取決于我是什么地方人，而我是什么地方人，其中預設著我的地方在帝國版圖上的位置、它與帝國中心的關系。溫州人至今認為自己是偏卑草野之人，誰都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廣東人敢為天下先，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自認化外之民，他們都在帝國邊緣的位置上發展出獨具力量的認同。而河北人，他的位置就游移不定，說來話長。若說到戰國時期、易水河邊，那時河北的位置倒是清晰的，胡服騎射、慷慨悲歌，它是華夏文明的邊緣或前沿，有時就是一盤棋上的棄子，直到唐宋一直如此。元代以后，北京忽然成了帝國的中心，而河北忽然成了畿輔、直隸，從那時起，直到現在，它都在困惑于這個輦轂之下、天子腳下的位置。當代以來，很少有哪個省的省會兩度遷移，這雖有歷史的偶然因素，但也頗具象征意味，似乎在河北，這個省會放在哪里其實是不要緊的，并沒有一個地方是這個省根深蒂固、不可改易的中心。河北是如此接近于帝國的中心，以至于它沒有自己的中心和重心。

　　北京成為帝國的中心，是世界范圍的地緣政治博弈的結果。這是最靠近長城、最靠近黃仁宇所謂“37度線”的帝都。定都于此，對元朝來說，是背靠草原而面向城市和農田；對明清來說，則體現著在農業文明與游牧漁獵文明的長期沖突中的戰略意志。與長安、洛陽不同，這個帝都的建立，從來不是出于文化和經濟考量，長安依托著關中平原、洛陽、開封依托中原，作為帝都的北京無論經濟上還是文化上都并不依靠它的周邊地區，它從廣大的帝國汲取財富和知識，它的周邊很大程度上只具有地理上的政治和軍事意義，河北拱衛著京師，在經濟和文化上，帝都不是它的產物，而它只是帝都延伸出來的戰略空間……

　　二

　　言歸正傳，談談這四位作家。他們分別在北京的東邊、南邊和北邊。

　　先從北邊說起。

　　胡學文，張家口人。他的小說大多有關播遷流散，當然，這說的不是移民海外，說的是，現代化和城市化浪潮中無數農民的離土漂泊。

　　關于這個主題，眾人已經說了很多，無新話，不再說。我感興趣的是，在胡學文這里，家鄉或鄉土意味著什么？它是詩學意義上的安居之地嗎？是一個經濟和文化和社會的安居之地嗎？給我們生計，在七大姑八大姨、鄰里鄉親之間，在面熟的和似曾相識的面孔構成的世界景象中，讓我們體會到歸屬？

　　———家園將蕪，胡不歸？這樣的家鄉具有一種“召喚感”。而胡學文，不管他是否意識到，不管他是否承認，他小說中的家鄉并非這樣的家鄉。那是一個起點而不是歸宿，在逐漸展開的行程中，它被推得越來越遠，模糊不清，以至于意義枯竭。胡學文的小說，最根本的情境是孤獨，“雞鳴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那些在路上的人，他們知道自己是一個人、僅僅是一個人，無依傍也無評判，必須獨自承受善惡。據說他的人物都是一些性格偏執的人，一根筋、一條道走到黑，實際上，這些人只是被孤獨和恐懼所支配。假使一個人生活在月球上，那當然孤獨，但是，假使這個人相信，遙遠的人世仍然按照他所信的邏輯運轉，那么他的孤獨是有處安放的，那還不是真的孤獨；真的孤獨是，被遺棄在意義世界之外，他確知沒有人能告訴他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此時他能干什么？他只能盯住眼前這件事，天天砍樹，讓自己相信，世界和生存的意義全在這件事上。他偏執地、不停地走下去，哪怕是心懷恐懼，步步驚心。胡的小說幾乎無閑話、無閑事、無寬裕、不停留，那全然是孤身夜行者的故事。

　　在這個意義上，胡學文寫的不是鄉土不是離開鄉土，而是人的注定的茫茫前路。

　　然后，在南邊，有劉建東和李浩。

　　胡學文從空間上理解世界，他的空間無限大，全然人世，但大到極處，留給人的也不過是獨木橋。相比之下，李浩的世界幾乎不具空間，他的來處不是家鄉，不是一個地理實體，去處也不隨著人的腳步，他的世界是時間的輪回往復，是依稀仿佛的前世今生。

　　李浩執念于“父親”的形象，他說：“我關注‘父親’是因為在他身上有著巨大的、復雜的背負，他不僅僅是在我們生活中最先出現的那個男人，還因為他具有象征性，象征歷史、政治、權威、力量、責任，象征經驗，面對生活的態度，象征我們生活中需要正視無法回避的堅固存在。我關注‘父親’，還因為個人的閱讀和寫作趣味，在我20余年的寫作生涯中，父親一次次出現，并且可能還會繼續出現。我曾寫下《那支長槍》、《蹲在雞舍里的父親》、《英雄的挽歌》、《如歸旅店》、《父親，貓和老鼠》、《鄉村詩人札記》、《父親樹》 ……去年，2012年，我完成了關于‘父親’的總領性建筑《鏡子里的父親》。我愿意對父親言說，我愿意讓父親承載———當然，有這一意愿的不只是我一個人。數目眾多�！�

　　他關注父親，還因為他也是父親，托生為男人也就是托生為父親。而他，只是一個逃避成為父親的人，他把他不能或不愿承載的一切放在鏡子里，他聲稱那是“父親的鏡子”，他像強迫癥和抑郁癥患者一樣注視著這面鏡子，由此，他超越了現代文學以來父親譜系中的“審”和“弒”。時間之輪是如此的輕和快，但李浩卻如此慢如此重，似乎時間并未流逝、向前，而是近于不動的重復。

　　相比之下，劉建東輕逸而古怪。多年前我看劉建東的小說，奇怪地想起孫犁———孫犁是河北作家，圍繞著他，曾經形成了荷花淀派。劉建東當然不像孫犁，他們之間差別之大就像一只貓頭鷹之于一朵荷花。有趣的是，這“四俠”看起來誰也不像孫犁，似乎他們基本上沒有受到現代以來河北文脈的影響，似乎他們真是游俠，飄然來去，無門無派。至少，人們無法像談論河南、山西、陜西、湖南、江蘇的文學那樣，簡便地找到文學地理學的論述框架，然后把他們放到萬神殿的應有位置上去。

　　但隱秘的聯系也許是有的，仔細端詳，他們也許都在無意中、天然地在某一點上像了孫犁。尤其是劉建東，他的目光眼神讓我想起孫犁，孫犁的眼神有一種退避，他不抬望眼，眼皮低垂，好像是有意無意之間的，好像是云淡風輕的，但其實也是深思熟慮的。而劉建東，他也目光低垂，但他沒有孫犁那樣從容，他和孫犁一樣，閃縮躲避著什么，孫犁在文人美學傳統中找到了落眼處，劉建東則熱衷于在無關緊要的細節上發現世界，但又不是驚喜的、狂狷的，好像他只是出于羞澀，他要找個地縫鉆進去，結果，他在地縫里通到了幽處。

　　這是一種羞澀的寫作。這使得劉建東成了這四俠中最具闡釋難度的一俠。我們多少能夠自以為是地肯定我們知道胡學文和李浩在干什么，但誰能說得清劉建東在干什么？也許，在他的羞澀和躲閃中，劉建東找到了一種小說方式，這種方式涉及的不是對世界和生活的解釋，而是不解釋�；蛘哒f，是相對于解釋的雄心和自信的不解釋，又或者說，是對解釋的無力與不可能的體認。所謂“欲辯已忘言”，劉建東的小說家言是忘言之言。

　　劉建東是不自信的，其實無論是胡、李、劉還是張楚，都有一種內在的、嚴重的不自信———不是藝術的不自信，而是他們的生命中都有一種惶恐感，繞樹三匝，誠惶誠恐，真做到了“誠”，那就是藝術的力量所在。劉和李的敘事姿態中都有一種閃躲的姿態，而胡，他是如此密集，他一步緊跟著一步，讓人感到如行夜路的緊張。

　　現在到了東方，且說張楚。面對張楚的作品，同樣有一種解釋的困難。他的小說，很多人看出了好。但十幾年來，他從未被充分地評說和闡釋。張楚，他的人物不是中層也不是高層，他寫的不是未來也不是過去，但是，在平原盡頭的城市中，那些孤獨的男女，他們在人世間的愛欲、苦痛和軟弱，似乎真是放不進關于底層或現實的通行批評話語里。

　　張楚的小說讓人想起契訶夫，《三姐妹》的契訶夫，還有《天邊外》的奧尼爾，他的人困于此時此地，但幾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種內在的姿勢：向著遠方。遠方的朋友、遠方的星星和冰雨、遠方的工作和機會，或者僅僅就是不是此地的遠方。

　　他們就在這里，懷著一個遠方。

　　張楚的聲音超然全能，有一種著意克制的悲憫，似乎在他看來，人的無邊守望本是自然。他之令人心動而又難以解釋，是因為，他之所寫，就是我們所“在”，就是在我們說得出來的、滔滔不絕地說著的一切之下，那個沉默的、無以言喻、難以判斷的內心區域。當我們還沒有一套體貼細致地分析人的內心生活和復雜經驗的批評話語時，張楚的小說就只能是被感知、然后被擱置。

　　三

　　在河北，在散落于平原和草原的鄉村和小城中，有了這樣四個作家。至于他們為什么在河北、他們是否有某種“河北性”，我無法回答。我已經表達了我對河北歷史的看法，但是我深知，在這種看法和這四人的寫作之間建立某種直接的解釋是輕率的、不可靠的。

　　這四個人，在全國范圍內也無疑是“70后”作家中的翹楚，他們的敘述和語調各具特性，但他們終究都是低調的，夜涼如水，低調獨彈，需要靜聽，在寂靜中逼近我們自己，讓他們的光照亮我們模糊不清的面容。

　　不知道為什么，寫到這里，我想起卡森·麥卡勒斯的《傷心咖啡館之歌》，我想起無邊無盡的平原，單調的、廣大的，幾乎走不出去的平原。我想起，在夜行的列車上，我望著窗外掠過的點點燈火，無端憂傷———那是我生長的河北，在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在平原的盡頭有座大城，那里是世界的中心。

　　然后，我還是想起了兩千多年前，易水河邊，那時，寥落俠客在蕭蕭秋風中感受著世界之大與人之小。

　　我想象，如果那年易水河邊人是張楚、劉建東、李浩、胡學文，那又待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