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愧的是我們——憶關露(劉錫誠)

　　1982年12月5日，星期日。背負著沉重的使命而因此受辱43年卻又無法為自己辯護，坐完了國民黨的監獄，又坐完了功德林監獄和秦城監獄的“左聯”女作家關露，在北京東四頭條203號文化部宿舍的筒子樓里一間小小的住室里服安眠藥自殺而死了！終年75歲。終生未婚。無兒無女。

　　坐在《文藝報》編輯部辦公室里看稿的我，聽到這個驚雷般的噩耗，一顆平靜的心頓時被打亂了，驚呆了，繼而，陷入了長久的沉思中。因為1980年我和編輯部文學評論組的高洪波、雷達學(即雷達)、李炳銀同志著手編選《當代女作家作品選》的時候，對關露這個曾經受黨的指派打入日偽特務機關潛伏卻背上了污名而至今尚未得到平反的女作家的身世吃不準，故而最終也沒有把她納入這本選集的入選作家之中。選了72個女作家，卻沒有選關露，這是我們犯的一個歷史性的失誤。其實關露這個名字，對于任何一個略具現代文學史常識的文學編輯來說，都絕非陌生。1982年3月23日，全國解放后前后兩次入獄、多年失去自由的關露，終于等來了中央組織部給她做出的平反決定！可是我們編選的那套《當代女作家作品選》(三冊)，已經分別于1980年和1982年出版，無法補救了。

　　兩個多月前，1982年9月18日，我所在的《文藝報》黨支部會議上宣讀了中央為潘漢年同志平反的文件。文件很長，但我聽得很認真。一向撲朔迷離的關露的冤案，總算從她的領導者潘漢年同志的冤案中知道了個大概，于是，對她的遭遇也就更增加了幾分同情。也許是由于文學編輯這個職業的關系吧，突然間聽到她自殺的消息，心里一時無法平靜。直覺告訴我，關露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一定是覺得她在等到了自己的平反決定后終于又等到了她的領導和朋友潘漢年的平反決定，孑然一身的她，在世間已經沒有什么可牽掛的事了，所以她毅然以自殺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其實關露心中生出這個念頭，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據她的傳記作者丁言昭所寫，自從她1980年得了腦血栓以后，記憶力遭到嚴重損壞，很多事情都忘記了�？墒墙鼇韰s突然記起30年代她寫的紀念自殺的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句，而且十分清晰，準確，常常一字不差地喃喃自語地念叨著：“馬雅可夫斯基，你雖然不應該Bahemian(波希米亞的，放浪的——編者注)地死去，但是在現在，看見那燦爛的你的祖國的光榮，芬芳的你的祖國的勝利，我們要紀念你，紀念你的史詩，紀念你英勇的詩的事跡！”就在大約兩個月前，9月15日丁玲來看望她，“左聯”時期的這兩位上海文壇上齊名的女作家見面時曾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可以印證她心靈深處的這個死結。丁玲告訴她：“我來是要告訴你一件大喜事，漢年馬上要平反了！”關露的眼圈紅了：“真的嗎？我盼的就是這一天！我中風后幾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漢年的冤獄還沒平反，潑在他身上的臟水還沒洗干凈，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如今潘漢年的冤案平反了，所以她再也無所掛牽了。據說，她自殺的那天，先支走了保姆小金，又支走了來和她作伴并幫她記錄整理回憶錄的老友陳慧芝，衣著穿戴整齊后，躺在床上服了兩瓶安眠藥。她衣冠整潔地走了，想來頗有些象征的意義，一身清白，“質本潔來還潔去”。她帶著傳奇般的經歷，悄無聲息地走了。永遠地走了。一生的業績換來了五分鐘的告別儀式。因為是自殺，連個悼詞都沒有。

　　關露沒有留下遺言。在她的遺體旁，只有那個裝安定片小瓶子的大信封上留下了兩行模糊不清的字跡：“青山不改，綠水長流�！睕]有怨恨。沒有懊悔。沒有要求。甚至沒有牢騷。

　　文化部和中國作家協會為關露召開了一個追思座談會。一些與關露相識的老作家老朋友，周揚、周巍峙、王炳南、夏衍、梅益、馮牧、丁玲、陳明、艾青、姜椿芳、楊沫等近五十多人沉痛地追思這位為國家民族、為黨的事業犧牲了自己的一生、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共產黨員、女作家！

　　關露的死給我這個晚輩很大的震動。當時我在《文藝報》做編輯，負責刊物選題和版面的組織。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后，我決定為刊物約一篇悼念她的文章，盡管我一直關注她，卻并不認識她，甚至沒有見過她�；叵搿拔幕�大革命”結束后不久，1977年7月，我從新華社調回到了文藝界，開始在《人民文學》編輯部當評論編輯，第二年又轉到了《文藝報》編輯部，參與刊物的復刊工作。在那個撥亂反正、百廢俱興的年月，我就聽說香山腳下住著兩個女作家，一個是30年代寫過《春天里來百花香》而蜚聲文壇、后在黨的安排下打入日寇汪偽特務機關潛伏多年的關露；一個是寫過有很大影響的《青春之歌》的女作家楊沫。楊沫，我做過一些研究、寫過評論她的“青春三部曲”的文章，而關露，在我心中卻始終是個未知而又非常想解開的謎。那時，關露就住在香山下面東宮門外面的東宮村2號的一個小院里，她住的那間平房，據說是她出獄后用補發的工資買的，條件簡陋，連自來水都沒有，但她在院子里遍植了綠樹香花，透露出主人對生命的贊美和渴求。出獄后，她的編制雖然落在了文化部，卻住在遠離市區的香山腳下，雖然有一些老友如梅益、王炳南、丁玲、碧野、楊沫等來看過她，實際上她卻生活在一個極度封閉、極端孤獨的環境中，她的寂寞和苦悶是可想而知的。

　　關露是山西右玉縣人。原名叫胡壽楣。1907年7月25日生人。幼年家貧自學完中學課程，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上海法學院和南京中央大學文學系學習。1930年初，她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她的故鄉》在南京的《幼稚周刊》上發表。1931年秋，來到上海，以“關露”的筆名在文壇上嶄露頭角。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上街貼抗日標語，向群眾募捐，慰勞抗日將士，并任上海婦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傳部副部長。同年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左聯”，創作了大量的小說、散文、評論、雜文以及譯作，數量最多的是詩歌。她深入紡織廠、絲廠從事工人運動，辦工人夜校，組織姐妹團、讀書班、詩歌小組。1933年5月，“左聯”成員丁玲被捕，關露接替丁玲負責創作委員會的工作，并任“左聯”中共黨團書記周揚的“交通”。1936年加入中國文藝家協會，被選為中國詩歌作者協會理事。1936年11月，上海生活書店出版了她的詩集《太平洋的歌聲》。1937年趙丹主演的電影《十字街頭》的主題曲《春天里來百花香》就出自關露之手�！捌咂摺笔伦兒�，關露參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上海戰時文藝協會等活動�！鞍恕ひ蝗�”事變后，受中共黨組織之命，在滬教書，從事秘密活動。1939年冬，奉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葉劍英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廖承志之命，受潘漢年、吳成方領導，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受組織之命，利用和日偽特工總部領導人李士群的關系，打入汪偽特工總部“76號”臥底，策反特務頭子李士群。1942年春，受中共上海地下黨派遣，進上海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道部合辦的《女聲》雜志社當編輯，后任主編，同時以此作掩護，搜集日偽機密情報，并積極組織策反，功勛卓著。在《女聲》上發表長篇小說《黎明》�？箲饎倮�后，她被國民黨列入漢奸名單，關進監獄。1945年8月，關露轉移到蘇北解放區，任蘇北建設大學文學系教授、報刊編輯。北平解放后，在華北大學三部任文學創作組組長。關露的侄子、“左聯”研究者丁景唐(原上海出版局局長)描繪他年輕時見到的姑媽，因《太平洋上的歌聲》一舉成名，是那種“很有修養的知識分子的形象”。就是這樣一個很有修養的知識分子，一個名聲日高的青年女作家，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毅然加入了共產黨，誓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日后幾十年的艱苦斗爭、生死考驗，幾經煉獄，信仰彌堅，“青山不改”，其情其景，其心其志，能不令人驚嘆？

　　關露因漢奸罪名，先后于1955年和1967年兩次被捕，出獄時仍然頂著“定為漢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23日平反。這個寫下“寧為祖國戰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著名詩句而被譽為“民族之妻”的女作家，怎么能心情平靜呢？無怪乎夏衍同志在她的追思會上說：“解放后30年關露內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币淮闻既粰C會讀到我的老師、翻譯家、詩人魏荒弩教授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的一篇《關露和她的明志詩》，說他在柳倩先生處看到關露晚年親筆書寫的一首明志詩：“云沉日落雁聲衰，疑有驚風暴雨來。換得江山好純色，丹心不怯斷頭臺�！蔽合壬�說，她的這首詩“詩句悲壯，讀了叫人怦然心動�！�(《府藏胡同紀事》第175—176頁，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換得江山好純色，丹心不怯斷頭臺”！這樣的詩句，怎能不叫人怦然心動，給人以激勵呢！

　　要尋找一位熟悉關露而又能寫悼念文章的作者并不容易。我在編輯部經常聯系的老作家中苦心搜索，終于想到了梅益同志，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黨組書記，他曾擔任過“左聯”的領導工作，又是關露從國民黨的牢獄里出來后參與幫她轉移到蘇北解放區的人。第二天早晨，我就從我的住處西郊皇亭子騎車徑直來到翠花胡同梅益同志的住地拜訪他。平易近人的梅益同志和我一道來到翠花胡同東口的一家早點店鋪里坐下，一面吃早點，一面談約稿的事。梅益同志答應了我的要求，卻又說，其實他也不太了解關露的情況。那天，梅益同志借題發揮，憤憤然地當著我這個晚輩的面，指摘文化部的一位領導同志，說您有權，卻不給關露安排一間好一點的房子，她的那間小屋子里連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都沒有！過了兩天，我收到了梅益同志寫好的《悼念關露同志》�！段乃噲蟆方K于有一篇悼念關露的文章了，我多么高興��！我非常感謝梅益同志給我們的刊物幫了大忙，也幫我們了卻了一個心愿。

　　可是，難題又來了，要發稿了，竟然找不到一張關露的照片。我只好從禮士胡同《文藝報》的辦公室，騎車來到沙灘北街2號的中國作家協會，從作協的會員檔案中找到關露的會員登記表，把登記表上那張小小的、發黃變色的頭像照片，請同事翻拍下來，連同梅益同志的悼念文章，一起發在了《文藝報》1983年的第1期上。

　　這么多年過去了，梅益同志寫下的這些話，一直縈繞在我的耳邊：

　　……她熱愛文學，尤其喜歡詩，但當黨組織決定她放下筆，擔負她內心并不愿意的艱巨任務時，她仍然服從了決定。有六年時間，她一直參加緊張而又時刻冒著生命危險的地下活動，為黨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接著，她又曾長期失去自由。在她的生命力最旺盛的時期，也是一個作家的黃金時代，她就是這樣度過了。她沒有我們目下作家們那么幸運，有黨和社會提供的那樣優惠的創作條件。

　　關露同志去世了，作為一個黨員，作為一個作家，我們尊敬她，懷念她。她對黨忠誠，為祖國的解放，為共產主義事業而鞠躬盡瘁，問心無愧。而我們——我們曾經懷疑過她，在她需要援助的時候沒有及時幫助她，在比她優越得多的條件下沒有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做出應有的貢獻……

　　有愧的是我們。

　　2013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