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禾、魏斐德夫婦 年初起，巴黎大街小巷的書店櫥窗就開始陳列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的著作，其中不少店家用了整整一櫥窗來展示他的畢生貢獻，世界各地也紛紛舉行各種紀念他的活動。加繆的獨特文學地位，不僅因他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事實，也因他文字平實而強大的穿透力，及他非同于一般作家的對人類文明建設的關懷。在時速令人眩暈，日子越過越不安寧的今天，人們則再次珍惜地、靜靜地捧起加繆的書，重讀他的文字，再次感受他生命的熱忱與勇氣。
概述起來，這位不幸僅活到47歲的杰出作家對世界的貢獻包括：在艱難的歷史進程中，他用文字體現并維護了藝術家的尊嚴和真誠，以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勇氣，控訴了歷史的敗退、時代的荒誕與虛無，并用自己藝術所體現出的熱忱與大愛奮力與大眾一起抗爭死亡與墜落。他說：
——在20多年的歷史衰敗中，我與所有同輩人一樣，在時代的痙攣中，無可救藥地迷失，然而我被那內在的情感支撐著：寫作在今天是一種榮譽，因為這個行動要求人，要求人不僅僅寫作。它特別要求我，按照真實的自己并根據我本身的力量，與所有經歷這同一歷史的人一起，來承受我們共同面臨的不幸和希望。
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重讀加繆的諾貝爾領獎演說，仿佛是在聽他陳述當下，陳述在今天一個真正藝術家的責任與義務。這篇演說的感召力，穿越時空，持續激勵著熱愛真理與生命的人們。
我在加繆百周年誕辰之際，細心翻譯了他的這篇演說，在此節選部分與讀者分享——它不言自明，比任何評論家更能體現他的真實：
我內心經歷過這悲哀和焦慮。為找到平靜，總的說來，我必須把自己與一個無限碩大的命運結合起來。而且，因我不是那種沉溺于自己個人成就中的人，我得尋找幫助，而我所找到的無非是在各種最艱難境遇里，在我一生中，一直支撐我的那個信念：從事我的藝術和我作家的角色。謹請允許我，懷著誠悅和友誼的感情，以盡可能簡單的方式，對您們闡述，何為那個信念。
沒有我的藝術，我自己無法活。但我從來沒有視我的藝術高于一切。相反，我需要它，是因為它不分離人，還允許我按真實的自己，與眾人同等地生活。藝術在我眼里不是一種獨自享樂的東西。它是通過展現共同苦難和喜悅的優選形象來觸動更多人的一種手段。它要求藝術家不孤立于眾人；它把藝術家置于最謙卑和最普世的真實之中。而那些，選擇了藝術家命運的人，往往，因為他自覺與眾不同，但很快發現，只有認同自己與眾人的相似之處，才能修養他的藝術和他的特性。藝術家在無法跨越的美的路途當中，在一個他無法與其分割的群體中間，在自己與他人之間無止境的迂回中鑄造成型。這就是真正的藝術家為何不藐視任何東西，他們有義務去理解而非下結論。而且，若他們欲在這個世界上成為一個群體，那這只能是，用尼采的偉言說，一個不再被法官，而是由勞動或知識型的創造者來統治的團體。
——同樣，作家的角色，無法與艱難的使命相分離。作家定義本身，決定了在今天作家不能為創造歷史的人服務：作家必須為忍受歷史的人服務。
在陳述了寫作職業的崇高之后，我得將作家放回他應有的位置上。除了與同伴們共同斗爭外，他沒別的招數，脆弱而頑固，自己不正卻執意追求正義，在眾人面前沒有恥辱也不帶驕傲地建造自己的作品，老被痛苦和華美分裂，而最終則發誓要從自己的雙重本性中提煉那些創作，執意在歷史摧毀性的走向中嘗試建設。有誰，在這之后，能期望從他那兒得到現成的答案和美好的道德？……因此什么作家，能心懷良知，而敢對德性說教？至于我自己，我必須再次指出這些我都談不上。我無法放棄陽光，心身的快樂，及伴我長大的那份自由生活。而這份眷戀很能解釋我的錯誤和缺點，它無疑有助于理解我的職業，有助于我，無條件地，站在所有那些沉默的人們一邊，他們無法忍受在這個世界上讓他們只有回憶或短暫重現的自由幸福的生活。
還原了真實的我，我的局限，我的歉疚，還有我那艱難的信仰，我感覺能更自由地表達您們授予我榮譽的寬宏和慷慨了，作為結尾，也讓我更自由地對您們說：我愿將它作為對所有參加這個共同戰斗的人們的獎勵來接受，這些人沒有受到過任何特權，相反，他們只知道什么叫不幸和迫害。于是我欲向您們表達內心深處的感激，并以個人見證和感恩，公開對您們許下，那個不變而古老的忠誠允諾：每個真正的藝術家，每一天，在沉默中，自我鍛造。
(作者系旅美作家、翻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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