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光未然黃河的歌者(梁若冰)

1998年光未然85歲生日時的全家合影

矗立在華中師范大學杜鵑廣場的詩人光未然雕像

1998年光未然在家中

光未然骨灰的播撒地——青海省循化縣(本文照片均由光未然家人提供)

　　光未然(1913—2002)，原名張光年，在他89年的人生歲月中，經歷了顛沛流離、激昂奮進、風華正茂的青年時代，他一生筆耕不輟，每天記日記，他開蒙甚早，并利用一切機會如饑似渴地學習外語、中國古典文學，如詩經、楚辭、古代文論、文字學等，并潛心研究戲劇、音樂，閱讀了大量外國文學名著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他創作了組詩《黃河大合唱》《五月的鮮花》《屈原》等詩作；在身患多種病痛的晚年，他關心青年作家的創作，并完成了厚重的古典文學研究成果《駢體語譯文心雕龍》，之后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實現了他40年的心愿。2002年光未然在完成了《張光年文集》的編審工作后，于2002年1月28日在北京辭世，享年89歲。

　　“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

　　黃河，以其英雄的氣魄，出現在亞洲平原之上，是中國的母親河，它象征著中華民族奔流不息的民族精神。而1939年，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際，一位英俊的詩人、年輕的革命家光未然，心中蓄積已久的創作激情，被壺口瀑布一瀉千里的驚濤駭浪和纖夫們艱辛的勞動號子所點燃。歷經千難萬險，這壯美的詩詞與音樂最終完美結合，兩位青年革命家——光未然和冼星海，在艱苦的條件下，與時代和人民共命運，發出了振聾發聵的時代最強音。

　　《黃河大合唱》以其雄渾鏗鏘的氣勢，展示了一幅中國人民屈辱、哀號、抗爭、怒吼、復仇和搏斗的畫面。這部音樂史詩首演合唱尾音未落，毛澤東就跳起來高聲叫好(據《冼星海日記》)。首演是冼星海指揮、光未然朗誦的，為防止他吊著繃帶有礙觀瞻，別人還專為他披上了一件黑斗篷，很有戰場氣氛，也很氣派。

　　郭沫若在1947年時這樣評價《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是抗戰中產生的最成功的新型歌曲。音節的雄壯而多變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辭句，就像風暴中的浪濤一樣震撼人心�！�

　　無論何時何地，黃河都是我們民族精神的象征，《黃河大合唱》都是一部令我們血脈沸騰、心潮澎湃的絕唱。在誕生至今的70余年里，它一直不停地被指揮家和朗誦合唱演員激情演繹著。戰爭年代，它是號角，激勵著中華兒女挺起胸膛，勇敢面對敵人的刺刀，去保衛祖國，捍衛民族的尊嚴；和平年代，它呼喚著讀者和聽眾反思與警醒，怎樣做才能振興中華，不辜負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責任。它是一部劃時代和跨時代的優秀文藝作品。

　　11月1日，恰逢《黃河大合唱》詞作者、已故杰出詩人光未然百年誕辰，中國作家協會為這位詩人、評論家和曾經的老領導舉辦了紀念會和詩歌作品朗誦音樂會。記者被與會的幾十位文學前輩和親友充滿激情和真實感受的發言所感染，那位令人敬仰的詩人作家的點滴人生又一一呈現在世人面前。

　　革命詩人

　　上世紀90年代，記者跟隨一位老編輯到距離報社步行只有一刻鐘路程的光未然家中拜訪約稿，看到的是一位溫文爾雅的老作家形象，他待人親切、謙遜，絲毫沒有一點架子。家中的擺設是典型的文人氛圍，潔而不整，書報雜志很多，有些凌亂，但干凈溫馨，優雅的奶油色皮質沙發顯示著主人的品位。

　　光未然，原名張光年，1913年11月1日出生在湖北省光化縣老河口一個舊錢莊職員的家庭。童年的他，以優秀的天資成為父親所在的錢莊東家兒子的讀書伴郎，由于開蒙讀私塾的成績好于東家的兒子，光未然完成了四年的國民初小，畢業時還考取了頭名。

　　1925年，“五卅”慘案在上海發生，反帝浪潮波及老河口，當時僅有13歲的光未然憤慨于中國百姓被洋人殺戮，便跟隨同學們一同參加了游行示威，在街頭演講、演出愛國文明戲。反帝愛國運動打開了他的眼界，他開始認真思考民族的危亡和中國少年的使命。

　　1926年7月，北伐軍勝利進軍，光未然在從武漢、襄陽等地來到老河口進行革命活動的青年人那里，不斷得到思想上的啟迪，他滿腔熱情地開始閱讀革命書籍和“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1927年春，光未然加入共青團。1929年，鄂北黨團組織合并，轉入正式黨員，這一年，他還不到16歲。

　　憑借在老河口美化書店做店員的機會，光未然不僅博覽進步書籍、學習外語，還積極遵照中共鄂北特委和光化縣委的指示，利用書店優勢傳遞信息，擔任起聯絡員的任務。此時的他已然成為一位年輕的職業革命者。

　　光未然在文學創作上不斷積累，他在報刊上發表文藝論文、組織拓荒劇團、創作了不少有影響的獨幕劇。1936年，他創作了獨幕劇《阿銀姑娘》，其中歌頌抗日志士、表現民族覺醒的序曲歌詞《五月的鮮花》，流傳甚廣。也是在這一年，光未然、冼星海相識相知。他們在《黃河》之前1936年到1938年期間，已經成功合作了《高爾基紀念歌》《拓荒者》《戲劇抗戰》《新時代的歌手》《贊美新中國》和《保衛大武漢》等歌曲。

　　不朽組詩

　　兩個唯美靈魂的相遇，成就了不朽的文藝作品。

　　1939年1月，光未然率領“抗敵演劇第三隊”在晉西抗日行軍途中，不慎從馬上跌落摔斷左臂，中央特批全隊與詩人一起赴延安整訓。在延安，經柯棣華醫生手術后修養的短暫期間，他回想起多次經過黃河所看到的壯麗景象，在病床上口述創作了組詩《黃河大合唱》。冼星海聽到光未然的朗誦后，一把抓住歌詞激動地說：“我有把握把它寫好！”

　　緊接著，冼星海頑強奮戰了6天6夜。終于，《黃河大合唱》在當年4月由“抗敵演劇第三隊”在延安首演，冼星海指揮，光未然親自朗誦。毛澤東、周恩來均到現場觀看，并給予高度評價。從此，《黃河大合唱》在全國各地廣泛傳唱，受到抗日軍民的熱烈歡迎。

　　《黃河大合唱》到底鼓舞了多少青年的抗日救亡熱情？答案是：不計其數！很多人說：正是聽到了《黃河》的咆哮和怒吼，才奔赴延安，奔赴解放區，奔赴抗戰前線。

　　冼星海的學生、指揮家嚴良堃常說：“《黃河》哺育了我，我是在《黃河》的歌聲中成長的�！苯衲�91歲的他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1940年，他指揮了一場在重慶的演出，嘹亮的歌聲劃破了重慶上空消沉的霧霾，連國民黨的公職人員宿舍也不時傳出“風在吼，馬在叫”的歌聲，這極大地鼓舞了當時國統區的抗戰士氣。

　　每當聽到晚輩后生贊美《黃河大合唱》時，光未然總是開心而又有點靦腆。他說，當年打鬼子，戰士們是把這首歌當作軍歌來唱的。戰爭環境里，一首好歌不亞于一支軍隊。

　　作家邵燕祥說：“有一部《黃河大合唱》，一首《五月的鮮花》，光未然可以不朽了。光未然這些作品之所以會這樣真正傳世至今，我想它是寫出了當時中華民族的心聲，也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反法西斯的人類的心聲，它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我相信必將一代代地流傳下去�！�

　　報春使者

　　詩人要做報春的使者，經歷這難得一遇的改革機遇。1977年6月，中央決定讓光未然抓起《人民文學》和《詩刊》，但7月何其芳突然逝世，社科院文學所邀請他這個文學評論家和古典文學專家任職所長，他都予以婉拒。光未然憑借多年的革命經驗以及政治家的膽識與承擔，認為文藝的春天已經到來，因而欣然領命籌備恢復中國作協，主編《人民文學》。

　　王蒙回憶：“他多年擔任《文藝報》《人民文學》與中國作協的主要領導職務。尤其是在上世紀80年代的頭幾年，那還是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的初期，一方面是空前的百廢俱興的新局面，一方面是各種思潮各種憧憬各種理解的交融與沖撞：一腳深，一腳淺，一會兒弄濕了鞋襪，一會兒半個身子跌到了水里。敏感作家的敏感題材作品常常成為爭議的話題，成為各種思潮乃至力量的演習舞臺、磨刀石與箭靶�！�

　　《人民文學》資深編輯崔道怡談得更加具體：“以前《人民文學》的主編多是掛名。但光年(光未然)不是一般主持，而是直接抓稿子，為文學撥亂反正作出果敢判斷。1977年9月，編輯部接到自由來稿《班主任》，我覺得其題旨很有現實意義。但終審時，當班者認為作品涉及尖銳矛盾，有所顧忌，于是呈交主編裁決。光年一錘定音，‘寫矛盾尖銳好，不痛不癢不好’，使得這篇小說及時在11月號頭題發出，隨即產生巨大反響，是為‘傷痕文學’之濫觴�！�

　　中國現代文學館原副館長、資深作家周明對記者說：“光年在沒有中央文件的情況下，提出了文學應給知識分子‘正名’，為此他特地請來老作家徐遲撰寫陳景潤的報告文學。而陳所在單位覺得他有成績，但似乎不夠‘又紅又�！�，光年卻斬釘截鐵地說：‘就寫他，這個摘取了數學世界王冠的中國人值得一寫�！�《哥德巴赫猜想》1978年1月面世，轟動全國，全國科學大會引為學習文件。中國不僅迎來了文學的春天，還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那時期，政治氣候乍暖還寒，中國作協尚未恢復，《人民文學》實際發揮著示范效應。兩個稿子的底蘊旨在否定“文革”，拍板敲定需要非凡的見識與魄力。正是光未然，寫出了第一篇批駁“黑線專政論”的檄文，召開了第一次文學座談會，給噩夢剛醒、驚魂未定的人們，播撒了滋潤心田的雨露春風。

　　一批被打為“右派”的作家重新在《人民文學》上集中亮相，一茬初顯才華的新秀嶄露頭角。一篇篇佳作，如花爛漫，如星璀璨，換新眼目，別開生面。為促進創作更繁榮，光未然首創文學評獎，老作家茅盾慨嘆：“此乃建國三十年來曾未有之盛事，迎來春滿文壇�！�

　　光未然以高度的革命責任感和忘我的精神，每天為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作家找文件，上訴、解決實際困難，千頭萬緒、錯綜復雜的工作文件均由他親自起草。中華文學基金會秘書長李小慧深情地跟記者回憶說：“我當時是作協秘書處的打字員，光年同志起草的所有文字不論長短，都是我一字一句敲出來的。印象最深的是他用老式鋼筆寫字，不大好認，我須仔細辨認。還有就是作協四代會上所有的講話材料等一大摞文件，幾乎都是他親自起草的。那時他已年近古稀，而且因癌癥做過腹腔和胸腔兩個大手術。老先生那種忘我的工作熱情、認真嚴謹的工作態度和待人誠懇的人品，讓我切實感受到他的膽識、能力和威望，我也慢慢開始喜歡上了這份工作�！�

　　而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高洪波的回憶就更有意思了，頗有點兒小說的韻味：河南作家張一弓的中篇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即將入選當時年度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但有人反映張一弓在“文革”中表現不好。因此中國作協黨組和評委會責令文藝報火速派人赴河南鄭州外調，任務落在我的頭上。由于時間緊迫，我乘坐一架軍用飛機飛往鄭州，在鄭州先見到省文聯領導人、老作家于黑丁，他熱情地接待了我并對張一弓的人品與作品予以首肯。我繼而又到河南日報(張一弓的工作單位)開具相關的證明材料，然后趕緊又從鄭州飛回北京，從機場直奔評委會所在地京西賓館。我記得光年、馮牧一干作協領導人面容嚴峻而又急迫地聽取了我的外調匯報，馬上召開了評委會，《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成為那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的一個亮點，后來還拍成了電影。作家張一弓也開始了自己揚眉吐氣的文學生涯，這一切如果不是光年的果斷處置、大膽決策與慎重考慮，社會反響不會如此之大。

　　光未然就是這樣解救和推出了一大批有活力的作家，解決了一大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作家的政治結論和生活困境。1984年，中國作協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他親自起草文件，作了三萬字的《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學在闊步前進》的長篇報告。這一報告如敘事長詩，感情充沛、語言優美，為新時期文學的發展繁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在光未然任職期間，他根據學員的建議和文學的發展，把作家講習所擴建為魯迅文學院，學制延長到兩年。另外，設立中華文學基金會，設立全國性的中篇和短篇小說獎以及茅盾文學獎等工作更是如及時雨一般，讓作家們感受到黨對文學事業的重視和關懷。

　　文人風骨

　　無論處在什么職位，晚年的光未然骨子里始終保持著一種詩人氣質和文人風骨。他每天讀書看報，關注時事，孜孜不倦地學習整理舊著，全心全意傾注于《駢體語譯文心雕龍》的著述，甚至完全忘了自己還是個病人。

　　為迎接新世紀的到來，在2000年的一年時間里，光未然為本報的《迎接新世紀專版》撰寫文章，還撰寫了回憶錄《光未然脫險記》，并出版了一本詩集。

　　“不麻煩大家，不麻煩單位”是光未然的口頭禪。文藝報原主編謝永旺回憶說：“光年80歲生日的時候，我提議聚一聚，他不同意，說不麻煩大家，更不麻煩單位了。生日那一天下午，荒煤、馮牧、諶容、達成、沛德和我，還是去了，光年邀請我們去他家吃羊肉面�！�(其實光未然的父親是從陜西華山移民到湖北的)

　　無論做多大的官，光未然的內心永遠是平民本色、詩人情懷。骨子里充滿了對新生事物的熱誠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精神，這是許多人對他的評價。他從16歲起就向黨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一切，但從不向黨向單位提要求，所住的房子仍是改革開放后修建的第一批部級宿舍。此次，筆者再去他家拜訪時發現，沙發還是那套奶油色的皮沙發，只不過掉了很多皮。

　　光未然的作風和人品也深深影響著他的家人，其三個子女全部是在1977年恢復高考第一年憑借自己的能力考入大學的。孩子們雖說沒有沾上父親半點光，卻繼承了他和夫人的藝術細胞，都在國外從事藝術工作并取得了不小成就。其中，《張光年文集》的藝術裝幀設計正是他的小兒子張安東負責的。

　　2000年，當看到典雅的《馮牧文集》時，老人一直期望出版文集的心被觸動了，但他仍然不想以老資歷向單位提要求，而是悄悄跟朋友們講，他要賣一些古董字畫來抵資出版文集。朋友們聽說后，馬上找來圈內朋友出力出資，并說服老人接受。

　　就這樣，《張光年文集》的編輯出版才提上了議事日程。慶幸的是，在詩人生前，五卷本文集已經由他親自校訂了主要部分；遺憾的是，在有生之年，光未然卻沒能看到這套文集的正式出版。這套囊括其戲劇、詩歌、散文、評論和古典文學成就等代表作的文集在他逝世三個月后，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

　　魂歸黃河

　　作為1929年入黨的中共黨員，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人大代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一位多次特邀列席黨代會的代表，供人敬仰的八寶山革命公墓里完全可以有他的位置，而光未然生前除了簽署捐獻遺體供醫學研究用的文件之外，還明確表達過：骨灰不去八寶山。

　　于是，家人一直在給他尋找一個理想的安葬地。2003年7月，張安東代表全家在青海省選中一處三面環山的美麗處所——黃河源頭附近的高原小縣——循化縣。這里空氣清潔，風景如畫，年平均氣溫10攝氏度，三個子女分別從國外回家，陪著媽媽黃葉綠一起，抱著詩人的骨灰一路西行，在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建功的主持下，在生前好友的陪同下，這位黃河歌者、長江兒子的骨灰伴著玫瑰花瓣靜悄悄地、詩意地融入了那給予過他靈感與激情的母親河。

　　奔涌的黃河將銘記他的才情！怒吼的黃河將銘記他的詩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