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別有來歷的照片(陳建功)

圖：一九八一年浩然(左)在京郊農村體驗生活。

　　浩然晚年定居河北省三河市，致力于培養農村文學青年和鄉土文學作者，對于浩然不惜犧牲自己的創作時間而全力培育文學青年的行為，有人不理解，表示惋惜，浩然卻說：“我自己是從農村成長起來的，是業余作者出身，因此我了解文學小苗最急需有人伸出熱情的手加以扶植�！彼�甘當人梯的行動受到作家和文學愛好者的高度贊揚。

　　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建功曾在浩然病重之時回憶浩然當年對自己的扶持。

　　有文學界的朋友告訴我，浩然的身體不好，這讓我很惦念。聽到一些看過他的朋友講述探望時的情景，心中很是酸楚。一個人，倘若我們領教過他鼎盛時期的風采，再看他暮年的無助，那感慨中不免生出人生的無限悲涼來。這種悲涼，年輕人是體會不到的，只有到了知交半零落的年華，大概因為有了切身的感悟，也有了由人及己的瞻顧，才越發滋生起來。

　　我無法面對這種悲涼，一直沒敢去看他。

　　然而，翻檢到我家的相冊，我每每忍不住要看看他送給我的照片。這照片是32年前他寄給我的，而且還別有來歷。正因為這別有來歷，浩然的平易，他對文學新人的愛護與尊重，都足以讓我引為楷模。

　　認識浩然，是在1973年，我24歲。當時我是北京西部一家煤礦的采掘工人。說實在的，我在那煤礦混得不算好，被懷疑有“參與反革命集團”的嫌疑，遭遇了調查和批判。不過幸好我還會舞文弄墨，算是有點“一技之長”。因此，“反革命嫌疑”一邊受著批判，一邊還被派往北京“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那時的出版社，全被如此冠名)，參與一本“工業題材”小說集的寫作。

　　北京花市東興隆街51號，似乎是北洋時代的海軍部舊址，那是一前一后兩棟洋樓，當時大概是“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的招待所。入住后我才發現，大名鼎鼎的浩然，就住在小院的前樓。而我和一批工人作者，住在后樓。

　　那時浩然剛剛寫完《一擔水》等幾部短篇小說，在復刊的《北京文藝》上發表，正在這里開始《金光大道》的寫作。后來有了被人們譏諷為“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的時代，此地，或許應算這一“時代”的發軔地。關于浩然在這一時期的真實心態和表現，我已經在接受一些人的采訪時談過，其中的細節，也已被披露。我并不否認他曾經在一個黑暗的時代如日中天，也不否認他的作品和思想在那個時代有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我可以舉證，浩然在“四人幫”肆虐的時代，沒有助紂為虐，甚至還有消極和抵制。不僅是我，許多當年的業余作者，都是舉證者之一。

　　浩然平和而親切，毫無大作家架子，他關心業余作者，到了一起在食堂吃飯的時間，和我們相談甚歡。他還抽出時間幫助我們看稿子，提意見，有求必應。當時不時興拜師，可是實際上，我們都已經把他當成我們寫作上的老師了。

　　東興隆街幾個月相處后，我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和浩然分手了。沒想到，回到家中，居然收到了浩然的來信，信中夾了一張照片，照片背后寫著：“陳建功同志留念浩然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浩然的信不長，大意是說，自己對照相不感興趣，因此所存照片不多，揀出一張，寄上，聊以為念。收到浩然書信和簽名的照片，當然很高興，但心中難免有一點疑惑：分手時，我并沒有向他索取照片，而浩然，也不像是有寄贈照片雅好的人，何以至此？更大的疑惑在于，沒過幾天，又接到了浩然的信，依然是一封短信一張照片，短信的意思是：前已寄去一張照片，既然沒收到，現再寄一次，請收�！�…我的天，看口氣似乎是我在不斷地向浩然索取照片，這是怎么回事？

　　很快我就查清了這事的來龍去脈。說起這件事的起因，還是由于我的虛榮。認識浩然，還得到他的指點，對于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來說，的確是一件足以向旁人吹噓一下的事情，正因為當時我把這段經歷向鄰家的一個愛好文學的孩子吹噓了一通，這孩子便借我的名義，向浩然寫信索取起照片來。第一次照片沒被他截獲，他又干了第二次，結果再次失算。以我的推理能力，破這么簡單的案子，應該是不難的；接到浩然第二封信的當天，我就在我家門外的信報箱旁，把正在那里轉悠的小孩子逮了個正著，連唬帶嚇，逼得那孩子當場招供，寫了檢討，淚花閃閃地離去。

　　事后不久，見到了浩然，我告訴他事情的真相，我為給他添了麻煩而道歉，他寬厚地笑著，說：“這孩子，這孩子！”隨后補了一句：“你還是別說他了，把照片給他一張吧，還真費了心思呢！”說完，又寬厚地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