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軍營兩詩人——我眼里的楊星火和柳靜(王宗仁)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兩位軍旅詩人對我的文學創作和人生有過一生難忘的影響。一位是楊星火，另一位是柳靜。他們的詩作都是從青藏高原這塊燙熱的凍土地上生長出來的，飽含著濃郁的藏地色彩。認識他們時我是個剛入伍的列兵，他們已經是師團級軍官了。文學這盞燈升起在世界屋脊上，照耀到原本陌生人腳下的路，縮短了列兵與校官之間的距離。數十年間，我始終對藏地文學肩負一種無法推卸的使命，就因為包括這兩位前輩詩人在內的藏族同胞深情地看著我，充滿期待。

　　先說柳靜。這是一位從延安走出來的詩人，當時他是總后勤部青藏辦事處政治部主任。我是汽車兵，在漫長的4000里青藏公路上跑車時，柳靜的詩給我們的車輪鼓起了陣陣春風。那種親切、激動至今回憶起來我心里還熱乎乎地燙。今天的人們恐怕很難體會那個年代高原汽車兵承受的巨大寂寞，正是在這當兒，熱愛文學的我不斷地從報刊上讀到了柳靜的詩，尤其酷愛他寫汽車兵的詩。最難忘那首詩《我們兩個人》：“我們兩個人，∕背靠北京城；∕同駕一臺車，∕面向西大門。∕我們兩只手，∕劈開多少困難的山；∕兩雙銳利的眼睛，∕數過高原上多少燈。∕在我們兩顆心里，∕培養了多少可愛的苗兒；∕在我們兩副肩上，∕擔起了多少烈日狂風。∕我們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如果黨要給發獎狀，∕請在獎狀上印座昆侖�！蔽耶敃r讀這首詩的最直接體會是，詩人把一顆自己發燙的心放在冰雪上，讓他的詩溫暖整個風雪高原。我喜歡至極，把它抄下貼在駕駛室的靠背上，抬頭舉目可見。開著車想到的就是天安門和億萬祖國人民，豪情滿懷，輪飛萬里。

　　1965年，我在《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等報刊發表了幾篇散文，這時已調到總后勤部任文化部長的柳靜，給我寫了一封信，特別叮囑：“你一定要努力寫高原軍人，不努力就會漸漸走向失敗。就算是成了名人，也千萬不要自滿起來，任何時候都應該是謙虛的�！边@種落在紙上的提示，當然是警鐘。但它比警鐘更耐久。至今我牢記于心。

　　再說楊星火。大約是1959年初春的一天，我到格爾木《高原快報》社送稿時，意外地看到一位女大尉正在采訪幾個汽車兵。她邊問邊記，特別認真。別人告訴我，她就是詩人楊星火。肅然起敬，我讀過她的詩集《雪松》，全是寫高原軍營生活。當時正值平息西藏叛亂的戰火紛飛的日子，楊星火下部隊采訪。我是頭一次看到一個女軍人肩上扛著金燦燦4顆星的大尉軍銜，那種既新鮮又神圣的感覺真是無法形容。她聽說我是個文學青年，在采訪結束后便和我聊了起來。因為心情太緊張，我沒有聽清她講了些什么，惟有她給快報編輯部的題詞讓我記住了幾十年：“西藏這塊地方有寫不完的故事，只要你熱愛它，它也會愛上你�！弊詮囊姷搅藯钚腔鸷�，我就格外關注她的作品，先后從西藏、青海等地新華書店買到了她的詩集《拉薩的山峰》、《波夢達娃》《西陲繁星》及散文集《雪山杜鵑紅》等，這些作品營養著我的人生，拓寬著我的文學視野。2000年6月17日，她從成都給我寄來了她的長篇紀實文學《高路入云端》，并附一信，信上深情萬種地寫下了她對西藏的熾熱感情：“我1998年還上過拉薩，那年73歲。由于心血管有病，醫生說啥也不同意我上高原。去了，還是去了�；貋砗笥行╊^昏，過些日子也康復了。今年春節后，我又頭昏了一陣，在床上躺了四十多天，現在有好轉。但愿能完全康復，爭取再上高原。這種心情你一定會理解。像我們這樣的人，不上西藏，不寫西藏，活著有什么用呢？”這是什么精神？這就是幾代高原軍民用忠誠和赤膽創造的西藏精神！只能有這一種解釋。

　　我接信后立即回信于她，卻沒有接到回信。幾年后她就離開了人世。她悄悄地走了，但是我相信由她作詞的那首西藏歌曲，會永遠響在祖國大地上：“太陽和月亮有一個媽媽……藏族和漢族有一個媽媽，這個媽媽的名字叫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