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門羅和逃離的雜想(張翎)

　　近幾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里，好幾位都有過漂泊的經歷。他們一生行走過許多地方，在故土之外寫出了關于故土的濃烈篇章，如萊辛、勒·克萊齊奧、庫切等。他們是被連根拔起的樹木，一生在尋找著重新根植自己生命的土壤。而門羅卻不需要像他們那樣把寫作當做回歸故土的途徑，因為她的故土她的家園從來就沒有遠離過她的視線。她扎扎實實地踩在安大略鄉間的泥土里，從那片土地里汲取養分也給那片土地奉獻她的靈感。其實她從未停止過行走，只是她和他們的行走方式有所不同。

　　每逢金秋十月，諾貝爾文學獎頒布在即，空氣總是繃得比平日略緊一些，呼吸撞上去隱隱有些回響。這是個大戲開場的時節，幕布拉得很是嚴實，臺下觀戲的似乎遠比戲里的角兒緊張糾結。我不太跟蹤這一類新聞，印象中總是在被幾家熟悉的媒體追問對得主印象的時候，才意識到自己已經錯過了石破天驚的那一聲開場鑼鼓。潛意識里我可能覺得世上所有的獎項都僅代表一種視野，一個角度，贊成也可，反對也無妨，只是不必為之上心到癲狂的地步。

　　這兩季的得主卻與往常不同，前一季是一位和我分享同一片語言文化土壤的同胞，這一季是一位和我呼吸著同一片藍天的空氣的同行。前一位來自我的故土，是我熟知而敬重的作家；后一位來自我的移居之地，我雖不熟知卻也與之有點小小的私人關聯——這點留作后邊再作解釋。前一季的歡喜我已經在前一季說過了，這一季里希望能說些新話。

　　盡管多數諾獎得主希望把這個獎項看成是對個人文學成就的肯定，可是從得獎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已經身不由己，總會有各樣的聲音要給他們貼上各類延伸拓展的社會意義。門羅也不能避免。

　　加拿大文學在世界文學的版圖里，是一個相對寂寥的角落。我學過七年的西洋文學，求學期間竟然沒有讀過一本加拿大作家的作品。后來聽說了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名字，卻依舊沒有讀過她的書。這是一個我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國家，我的閱讀取向讓我汗顏。門羅的得獎把一束強光帶進了這個角落，世界文學的視野里因而有了一片新的景致。

　　近兩個世紀女性寫作的呼聲似乎連綿不斷，從喬治·桑到伍爾夫到波伏娃到桑塔格，世界文學天幕上隔三岔五就會出現一個偶像級的女權作家�？墒俏覍�這樣響亮的呼聲心存疑慮，總覺得唯有欠缺才會產生吶喊——誰見過男作家為他們的寫作發出祈求關注的嚷嚷？在迄今為止一百一十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女性得主只占十三位，這本身就是答案。門羅給予女性寫作的，不僅是聲音，而且是光。

　　盡管一直有人在為短篇幅的小說做著各式各樣的辯護，可是契訶夫莫泊桑的輝煌時代已經消逝，有那么一大群古板的人(包括我自己)愚蠢而固執地以為長篇小說才是衡量一個作家功底的標準。門羅的得獎摑了這些人一掌，讓他們明白恢弘是一種力量，精悍也是一種力量，它們不能相互取代，而應站在同等的高度上彼此脫帽致意。門羅第一次把來自瑞典的北極光，帶進了短篇小說的僻壤。

　　總之，2013年的秋天，八十二歲的愛麗絲·門羅像創世紀里的那個上帝(絕無褻瀆之意)，把她那雙被筆磨出了繭子的手輕輕一揮，于是加拿大有了光，女性文學有了光，短篇小說也有了光。站在那三個光環的交錯地帶里，我隱隱地覺得我也分著了一片光。

　　近年來我很少讀小說，注意力已經轉向了歷史文獻自傳回憶錄等非虛構類型。朋友們說這是閱歷所至，我心底里明白這是恭維，卻也很受用。我不熟悉門羅的作品，迄今只讀過她的中譯本《逃離》。遭遇《逃離》的過程與十月文藝出版社有關——我和門羅有幸分享了同一家出版社。更為有幸的是，我們分享了同一位責任編輯。

　　《逃離》的責編之一，是一位叫朱丹的年輕女子。她是我的鄉黨，北大中文系畢業之后在北京漂泊，艱難卻熱情洋溢地追尋著她的文字夢想。她編過我的幾本書，我們因此結下了書里書外的情緣。記得有一年我從北京返回加拿大，臨別時朱丹送了我一本書，說那是值得費幾兩力氣背上飛機的好東西。那本書就是門羅的《逃離》。我相信朱丹的眼力，果真在飛機上讀了《逃離》。說真的，在這個紛紛擾擾的世界里，能心無旁騖地讀書的場所只有兩處，一處在廁所，一處在飛機上。好幾年沒認真讀小說了，門羅卻一下子把我帶進了她的領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鄉間，那是一個離我的家很近的地方。書中那些處在各個年齡段的女子，無一例外渴望著逃離——逃離青春，逃離愛情，逃離家庭，逃離清規戒律，逃離生命追在身后的巨大影子。那些性格桀驁孤僻特立獨行的女子，在我心中留下了斧鑿刀刻的印記。

　　近幾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里，好幾位都有過漂泊的經歷。他們一生行走過許多地方，都不在出生國寫作，卻都隔著遙遠的時空距離，在故土之外寫出了關于故土的濃烈篇章，如萊辛、勒·克萊齊奧、庫切等。他們是被連根拔起的樹木，一生在尋找著重新根植自己生命的土壤。而門羅卻不需要像他們那樣把寫作當做回歸故土的途徑，因為她的故土她的家園從來就沒有遠離過她的視線。她扎扎實實地踩在安大略鄉間的泥土里，從那片土地里汲取養分也給那片土地奉獻她的靈感。其實她從未停止過行走，只是她和他們的行走方式有所不同——當他們行走得很遠的時候，她卻走得很深。

　　后來才知道，參與門羅《逃離》編輯的，除了朱丹之外，還有十月文藝出版社的主編韓敬群先生。敬群是我的出版人，我們因為書的緣故熟稔而相知。其實拉近我們距離的不僅是我們共享的漢語疆界，還有對英語世界的好奇和探求。敬群不僅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也精通英文，對文學翻譯興趣盎然。據說在邀請知名翻譯家李文俊先生翻譯《逃離》的過程中，敬群曾為李先生的譯文拍案叫絕。他至今還記得李先生怎么把“tumultuous”譯成“熱辣辣”，而把一個簡單的“and”譯成“話說回來”。

　　得知本屆諾貝爾文學獎花落誰家的時候，正逢我從東歐歸來，行走在西歐的土地上。大西洋的風撲面而來，空氣里已經有了明顯的秋意。我的腳步是小心翼翼的，生怕驚擾了幾個世紀以來沉睡在我腳底的厚重歷史。這片大陸產生過眾多位諾獎得主，連路邊的清道夫也可以隨口為你朗誦一段拜倫。我與一位出生在突尼斯的年輕人偶遇在一家小餐館，我們在分享了各自的移居經歷之后，他突然說他已經厭倦了歐洲因循守舊令人窒息的生活方式，他向往美洲大陸的寬闊和自由。我瞬間怔住。就在我作為一個過客被歐洲文化深深吸引的時候，他坐擁著我所向往的一切，卻試圖逃離。我突然對門羅的“逃離”母題有了新的理解。其實大千世界里誰的內心深處沒有一絲逃離的沖動？擁有深邃的渴望投奔寬廣，擁有寬廣的期待進入精深，厭倦了理想的躁動的渴求寧靜，而坐擁寧靜的卻又覬覦著精神或許還有肉體的突圍。

　　所以才有了逃離的永恒話題。

　　所以才有了門羅。